目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居民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表明目前扩大居民消费仍面临很多困境,尤其是居民偏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热情。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居民消费率偏低,不能有效拉动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目前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对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把当前的所谓“消费不足”,理解为消费疲软、消费能力差和消费水平低。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些理论分析完全相反。近年来虽然从统计数字上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但是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各个消费领域不断蓬勃高涨,在一些领域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现在全球都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消费大国,无论是工业产品、消费产品、大宗产品还是奢侈品,甚至旅游产品,中国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这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巨大增长,恰恰就是近十多年才突显出来的。
在我看来,持有这种理论的很多人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所谓一国的消费率或居民消费率,所指的是整个消费或居民消费在GDP中与投资、净出口相比所占的比率。它反映的是GDP的结构。当我们讲到消费率高或低时,主要是指消费所占比例相较于投资所占比例和净出口所占比例而言的“高”和“低”。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投资率在持续走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4万亿投资来救经济的政策,使得GDP中的投资率更加明显上升和消费率更加明显下降。由此可见,这里的消费率高低与实际发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上涨衰退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是真正衡量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指标。
消费增长率(又称为家庭消费增长率)则不同,它是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的统计数据。由于它统计的内容是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例如汽车、洗衣机等,但不包括住房)的最终支出,因此可以说,这个指标才是衡量每年国民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增长或衰退的恰当指标。
据统计,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这二十年间的消费年增长率达到8.64%,举世无双。同期世界经济整体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年增长率也只有5.8%。另有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消费增长率为7.53%,除低于印度的7.84%外,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就印证了为何近年来我们国家能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更令人费解的是,很多强调中国消费率低的论者,总是喜欢拿中国的消费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他们认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的消费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
事实上,GDP中的高消费率或者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高,并不一定就是高经济水平、高生产力的表现。落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在它的国民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都可能会高于第二产业,GDP结构中消费率也会高于投资率。只有当一个国家进入高速工业化阶段,它的GDP结构中投资率才会不断升高,它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例也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同时也会超过第三产业。那么为何发达国家现在的第三产业比例又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在GDP中投资率也占比也较低呢?是因为它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大量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已经通过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而它们自己则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掌握着核心技术和资金,掌握着全球领先的高端服务业。它们的高消费率和低投资率以及高第三产业和低第二产业,与那些落后国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我们国家目前则仍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所以我们的投资率高于消费率,我们的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很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在时下有关担忧我国消费率偏低的众多理论中,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中国的消费率是否真的这么低?二是中国投资率的偏高是否表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
现在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主要是在统计中对居民的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我刚才已经提到,在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进行统计时,包括了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但却不包括购买房屋的支出。而众所周知,这恰恰是中国居民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为了在统计上能够把居民住房的消费包括进去,在现有居民消费支出统计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所有租房者实际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而统计部门在计算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时,长年不变用的是房屋的造价(城镇每平方米2000多元、农村600多元)乘以一个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显然,这种理论计算方法大大低估了中国居民的实际住房消费水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只是交通费加通信消费的1.5倍 。这怎么可能呢?如此计算出来的中国居民消费率,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水平。
我想,如果在虚拟租金计算公式中用当年实际市场租金标准来代替房屋造价,也许要符合实际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就留给了我们研究者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怎样制订一套科学正确的方法,来更加真实和准确地估计中国居民住房消费的实际水平。
在讲到中国较低的消费率时,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民众不习惯有了收入就“吃光喝净”,更不接受“超前消费”。他们注重“量入为出”,因此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是世界闻名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国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不同之处。这种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与他们是否“钱紧”并没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未雨绸缪”的消费习惯,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消费避免大涨大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大,金融危机后约有75%的中国消费者继续维持甚至提高现有消费水平,而在北美和欧洲,有近60%的消费者减少开支。调查还显示,金融危机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经济出现了问题,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高达1/3以上。
当然,高储蓄率还会带来高投资率,这也是中国几十年来以高投资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吗?事实上中国近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很高的投资率来实现的,这点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不争事实。问题就在于,如果说高投资率就是结构失衡的话,那么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经济体,怎么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的成功甚至创造了非凡的奇迹呢?
其实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不但成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它用很高投资率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给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消费市场,因此与中国的高投资相对应的不只是中国的国内消费,而且还包括国外的消费。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很高的投资率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相反形成了较适应于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合理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才开始突显出来。而且在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政府才会更加明确地大力提倡、鼓励、促进和刺激国内消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使其弥补原来国外消费的那部分空缺,与此同时又大力压缩原有的过剩和无效投资,从而力求使经济结构达到新的再平衡。
所以当我们论述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否合理时,不能只从表面数字上一概而论,还要深入现象看本质,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才是客观和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