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日下午山西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中，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开门见山地说：“山西有一个怪圈，基础教育很发达，高等教育很落后，很多优秀学生考出去后就不回来了。”

　　他用带着山西腔的普通话说：“实行了平行志愿之后，山西大学基本上没有600分以上的孩子了，学生水平非常齐整，相差就在30分之内，却没有冒尖的学生。”

　　贾锁堂继续说：“按照规定，学校要允许学生保研，我们学校每年有800个学生保研，留在自己学校的只有10%。”

　　“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青年教师，却被北京、上海的学校一‘勾引’就跑了。”山西大学优秀老师的流失问题，让他觉得痛心。

　　“很多知名专家请过来后发现，他们的项目很多，其实服务时间没多少，山西还是要靠本地人才。”

　　他望了望熊继军，“像继军这样的人才回山西的实在太少了。”1971年出生的熊继军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也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现任中北大学副校长。

　　“生均投入有1.2万元，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达到。”熊继军无奈地回答。

　　一旁的山西省经信委副主任申瑞涛坐不住了，她说：“（山西高等教育问题）的压力出在经济上。”

　　“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根源还是人才问题。”贾锁堂说。山西省卫计委副主任谢红接过话头说，山西人才少是长期“一煤独大”造成的。

　　“山西有很多技术其实都没有在本地转化，有的本地企业舍不得后期投入。”谢红说。

　　“那时候煤老板睡着觉就可以把钱赚了，弄科技好辛苦哦。”贾锁堂说。

　　前些年，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董川教授研制出一种笔，贾锁堂找了本地几家国企和民企帮着对接这项技术，没有企业感兴趣。“后来，这项技术被浙江一家企业引进了，去年就出口了十几个集装箱。”

　　“你赶紧写山西高等教育的建议，我们联合署名。”一位代表指着贾锁堂说。贾锁堂边点头边笑：“这些问题挺难办的，咱们高校还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