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寰:循环经济是新经济增长点

人物档案

学历：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剂量与防护专业。
　 曾任：科技部预测局副处长、工业技术局副局长、工业科技司司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正局级)、科技部秘书长、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战略研究组组长。
现任：国务院参事，兼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咨询协会理事长、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国务院参事石定寰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
　 他说：“4万亿扩大内需政策强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支持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应对危机的4万亿元振兴经济方案再次明确了方向，即把保增长、扩内需和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这不仅助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更会让循环经济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他建议，要将循环经济作为产业来发展，给循环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废旧物资与收集者一定的地位和劳动工具，以及相关专业培训和必要的行业规范，这不仅可以解决很多低收入者的就业问题，也有利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和城市的美化。

科技篇

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大国形象
　 在科技界，石定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科技工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他长期从事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能源交通等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1980年进入原国家科委以来(现科技部)，历任预测局副处长、工业技术局副局长、工业科技司司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正局级)，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2001年8月他就任科技部秘书长，2003年又兼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战略研究组组长。
　 他先后参加了国家“七五”及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以及“八五”、“九五”、“十五”科技规划的制定与工业和高新技术领域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参与组织实施了我国高新区、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技术创新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2004年3月又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对于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石定寰感慨：“这在开放之初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同时他更对于30年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感到自豪和骄傲，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家。任何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中，他表示，“中国承担了更加重要的国际责任，我们是一个大国，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而且要考虑我们为世界做出的贡献。那么，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如何更好地改善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变过去以牺牲环境和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发展，转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与其他国家共赢、互赢、和谐发展的国家，科技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科技不仅对一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在培育新兴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科技发挥着先导性作用。大到神七上天，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垃圾处理，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我想，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建设和谐社会，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任重道远。在科技创新大的政策上、人才的培养上、全社会对于创新的重视程度上还需要营造更好的氛围。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只用了30年就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那么再过30年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加强技能教育，解决城市就业
　 他认为，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社会面貌有了极大地改善，逐步与世界接轨，但我国国民的素质亟待提高，软实力亟需加强。
从十六大开始，我国就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在全面竞争的环境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无疑是两大重要因素。石定寰说，现在看来，劳动者的素质和未来需要完成的经济任务、科技任务以及社会发展任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没有人才作用的发挥，各项经济任务、科技任务以及社会发展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同时科技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会起到催化、促进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
就当前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成为失业的主力军，他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单一，重视两头，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高校教育，但技能教育还是比较忽视的。他建议，政府更应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将技能教育作为重要工作去做，越是在这种时候，政府越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大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实际上这样做也是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对东莞、常州等城市都根据城市自身产业发展的特点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学校，石定寰表示赞赏，认为这对于发展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稳定他们的就业都会起到保障作用。
　 对于如何解决目前严峻的就业问题，石定寰结合多年从事能源环保、科技发展战略方面的经验，当前我国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以及目前城市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认为可以将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产业来运作。
　 “比如，在垃圾处理上，要有规划、有准入、有管理，要给从业人员统一发放工作服、劳动工具，要改变社会上将垃圾处理从业人员仅仅作为捡破烂的传统观念，给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是城市服务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循环经济产业链上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一个产业大军，也是创造社会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同样，城市水的问题、垃圾等问题都需要通过系统研究，制成规范，从而形成围绕城市发展的一些业态。通过加强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和城市管理，这既可以解决很多低收入者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环境污染、城市美容的问题。”
　

规划篇

城市规划要与时俱进
　 石定寰说，城市规划是个百年大计，但对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规划工作还很滞后，有的城市要么没有规划，杂乱无章，缺少规范，要么大拆大建，一味地学习西方的经验，丢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城市失去了本身特有的文化、传统、特色，找不到城市之魂，他感到“痛心疾首”。
　 “我们既缺少城市规划尤其是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的建设，也缺乏学科的建设、高水平的规划人才。”他分析，这主要是过去中国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型城市，功能相对单一，城市规划更多的从城市空间着手，其他因素考虑不多。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边界效应越来越大，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功能、生产力布局、交通规划、休闲娱乐等等相关因素越来越多，这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他认为，城市规划需要不断地调整，一方面，国家近年来在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变动比较大。要重视和加强城市规划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生态环保的目标做好城市规划工作。无论是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还是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在今天这样一个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新的理念下如何调整，都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不断深化，城市规划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统一的共识，否则有可能成为“规划规划墙上一挂”。
　 他表示，城市的发展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城市管理工作亟需加强。“我认为，这既需要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通盘考虑，也需要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心，法制的完善，杜绝一任市长一个规划的现象。作为城市管理者，不仅要具备很高的素质，而且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全局感。城市管理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需要对所管理的城市有综合的、系统的了解，善于发挥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各个部门的作用，建立责任制，更要把运动式的措施和经常性的措施结合好。
　 此外，对于奥运前后北京城市面貌出现的反差，石定寰直言，归根结底还是城市管理者首先在思想上放松了，没有把奥运期间的城市状态延续下去。另外，城市管理光靠城市职能部门是不行的，还要动员社会的力量，让广大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同时从各个层面加强教育。

统筹城市群规划，增强整体竞争力
　 石定寰认为，在我国城市从单一的城市发展走向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下，城市规划正面临挑战。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一批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武汉“1+8”、长株潭、川渝、山东半岛、辽中、中原、关中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等，发展迅猛，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未来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所谓城市群就是由一两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连接成为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更多城市群的出现。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他认为，一方面城市规划如何从城市的层面迈向更高、更广的层面，从城市群的角度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各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中心城市、城市群之间的关系，给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课题。
　 另一方面，在城市群的发展中，哪些城市是生产力城市、哪些城市是中心城市、哪些城市是经济中心、哪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各个城市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如何根据城市功能定位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也成为目前摆在城市规划工作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注重战略研究，培养综合人才
　 石定寰直言，目前城市规划在战略研究、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都是比较欠缺的。高校学科的设置在城市综合系统的研究上也是不够的。在科技的应用上，比较注重单一技术，仅仅限于环保、节能、垃圾处理技术等，缺少对城市总体规划先进理论的研究。
　 “在我们做中长期规划时，很多专家提出，城市规划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新的发展理念，科技要支持城市的发展，而这方面也是比较欠缺的。”
　 对于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建议，在做城市规划时，首先要将战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弄清城市发展长远性的、综合性的、全局性的问题，防止城市成为“大拼盘”。城市规划部门要发挥好职能作用，做好政府的参谋，让城市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战略。
　 除了城市规划战略研究上要多下功夫，他认为，城市规划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也任重道远。因为城市规划是个复杂的综合的学科，需要综合的发展。而我们培养的人才、学科的建设往往是单一的，缺乏综合的教育。另外，城市在发展中往往被部门分割，各自发展，在规划里也缺少各个要素的整体的布局，这让我们在城市的发展中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
　 据他介绍，2008年科技部与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有关司局的支持下，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立了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希望能够在综合交通基本理论体系建设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解决综合交通人才的短缺。
　 同时在内容设置上，城市交通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城市是综合交通体系的节点，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更是大的交通枢纽。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与交通的布局一定要有机结合在一起，更要将公共交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城市交通是城市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在致力解决，但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要加强战略研究，做好总体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模式。”

能源篇

中国已进入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中国能源需求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石定寰分析，这主要依赖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中国人口众多且生活水平正日益提高，也依赖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
　 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年均消耗的能源是农村人口的3.5倍，中国每年约有1200万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到2050年将达到75%左右，3亿多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这必将产生大量的新增能源需求。
　 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重工业对能源需求不断提出新挑战。包括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炼油和化工在内的6大行业约占能源消耗的70%。这直接导致中国能源消耗的迅速增长。
　 作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表示，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旋律，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特别是太阳能的开发，并在北京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太阳能研究所，与德国政府签订了能源领域的科技合作项目，在大兴建立了一个新能源村。此后，我国一直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时期。”
　 他介绍说，按照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将会占到能源总消费的15%。其中，水装机容量要达到3亿千瓦(其中小水电7500万千瓦)，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生物质能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沼气年利用量达到440亿立方米，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年利用量达到1200万吨，太阳能发电总容量要达到18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亿平方米，再加上海洋能、地热能等，届时全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将相当于6亿吨标准煤。按照近几年发展速度与规模，上述各项目标都将会大大超过。
　 “未来30到50年，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持续扩大。这也保障了我国的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国内供给。”
　 就当前国家即将推出燃油税这一措施，石定寰说，“多年前，科技部与原环保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就通过实施城市空气净化工程，推进城市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当时就提出将征收燃油税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拖到现在。加大发展清洁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特别是在城市公交系统中推广应用。”对于燃油税是否会对私家车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石定寰说，燃油税的出台不是限制人们买车，而是限制人们对私家车的使用，鼓励人们上下班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车作为人们物质财富的象征，可以供人们节假日旅游休闲使用。

金融危机是结构调整的契机
　 在日前以中央投资拉动国内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以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措施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以及增值税转型等措施颇为引人注目。
　 2008年11月13日，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8年年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宣布，今后3年，中国将从各方筹集1万亿元资金用于环境保护。环保产业将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军。据介绍，新筹集的1万亿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节能节水节材、污染治理等新兴产业，尤其核电、风电以及太阳能的开发将是重中之重，国家将把这些产业培育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石定寰认为“这些措施很有必要”。他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投入很大的资金来扩大内需，对于解救企业的困难、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包括环保、节能减排、新能源等方面的措施正是我们多年来能源结构调整中需要大力加强的，这次金融危机恰恰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最好时机。
　 对于国家将重点培养和扶持骨干的环保企业，以及中小型环保企业，引导这些企业向专业、特色、高精等方向发展，石定寰给予了肯定。他说：“要给予新型的产业，特别是创新所能焕发的对世界能够产生影响的产业，比如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给予支持和更高的关注，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民生、城市建设等多年欠账的方面也要给予更多的考虑。对于从事节能环保产业的民营企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将民营企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更广的层面上。”
　 他建议，在资金等方面也应给予民营企业一定的优惠措施。因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追求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技术水平的自发行动，若是得到国家财政、税收、信贷、科研等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新的一轮产业升级和转移，不仅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且会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我们要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将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为下一步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奠定一个新的基础。所以，很多措施还应该进一步深化、细化，并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