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理解供给侧宏观管理应该分三个层次：一是短期政策，二是中长期的改革，三是创新和结构调整。”日前，城市化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强调供给侧，不忘需求侧

　　从2015年年底开始，“供给侧”成为国家经济政策表述中的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开始供给侧改革，“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下行。2009、2010年，在政策刺激下，又上去了一些，但政策刺激也带来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多、房价上涨、地价上涨等问题，”周天勇说，“大概在2012年初，一些学者向中央提出，要消化2009年以来国家经济政策带来的后遗症，中国经济要进入‘换挡期’；也有经济学者向中央提出，中国经济低增长将是一个常态，不要过于在意，要稳住阵脚，让市场调节。从换挡期到新常态，我们采取了一些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速依然往下跌。”周天勇表示，过去凯恩斯主义里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着眼于短期需求侧的管理，经济过冷就多放货币、增加赤字、多上项目；经济过热就收缩信贷、减少赤字。但2015年以来，经济调控遇到了难处。一方面，再来一轮刺激可能让过剩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国家也担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让货币到达实体经济，而是流入股市或流到国外。需求侧的管理工具作用有限甚至不起作用了，这样就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

　　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管理，意味着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对此，周天勇指出，一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要和需求侧的短期政策配合进行；二是供给侧的宏观管理更着眼于中期的改革和中长期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周天勇分析道，短期政策的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企业有了盈利空间后，可以多投资、多雇人甚至提高工资，这样一是增加消费，二是扩大生产——事实上，减下去的一定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需求，这是企业减成本的政策要义。我国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在降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降低，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比较低，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太高了，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靠供给侧改革里的减成本才能解决。具体到财政政策的改革，一是减税，比如增值税、所得税；二是提高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现在每月3万，能不能提高到8万？三是社保费率太高，占工资40%以上，可以降到30%；四是清理收费，从2014年的数据看，在土地出让金之外，政府的各种行政收费在32000亿元左右，企业负担沉重。

　　但财政政策需要做的，不只是减税。周天勇表示，一是供给侧的减税降成本要和需求侧的发债相配合，否则基层政府就运转不下去了，养老金就不够了；二是税收应该有增有减，比如财产性的税收应该要增，既可以缩小财富差距，也可以补充减税减掉的部分；三是需要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补充养老金医疗金的缺口。另外，企业成本压力还包括借贷成本过高，因此还需要考虑一些短期措施，如降低基准利率、允许企业续贷等。

　　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层次，即创新和结构调整。周天勇认为，这些主要跟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业创新有关，比如中央提出的“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新产业的扩张、新产品与新服务创造新的需求，来带动经济，起码说把流向国外的消费力收回来。周天勇说，创新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和结构调整一定要由市场来调节，政府少干预。比如说压产能，不是说政府去把产能关停压下去，而是需要考虑一些市场的手段，通过并购、重组、优化的方式。

　　当务之急是增加劳动人口

　　“这一轮经济下行，可能有60%的权重是由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周天勇分析认为。当年英美也靠实施供给侧政策扭转经济下滑，但当时英美是滞胀，也就是经济下行、高失业率的同时伴有高通货膨胀率，但我们遇到的是“滞缩”，周天勇说。究其原因，当年美国人口变动是一个非常缓和的过程，而中国的生育政策导致人口下行非常快，经济上则体现在总需求减少导致物价下降、劳动力减少使得经济下行，阶段性失业却不严重，所以首要的是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周天勇估算道，“十三五”期间，如果每年新增300万人口，就能新增1500万人口，增加国民生产总值6—7万亿，到了“十四五”期间，这一数字可能翻倍，增加3000万人口。因此，“中央这次人口政策的变动，是最大的改革”。

　　之后，要围绕人口流动进行体制改革，包括土地流转以及和农民有关的教育、医疗、养老、户籍制度的改革，周天勇表示。因为市民化的城市化，跟农民打工多年后告老还乡、或者在城市漂泊这种状态的城市化相比，产生的需求大得多，不会出现需求“塌陷”；土地制度不改革，不把房价降下来，农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方面的需求也上不来。周天勇说，美国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四分之一来自人口流动的贡献。

　　金融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周天勇认为，除了发展直接金融，重点是打破目前大中银行的垄断格局。现在，国民经济中的融资高利贷化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几千万买家对应为数不多的“中农建工交”银行，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的环节流动，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的价格扭曲，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此外，大中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愿意把款先贷给信托、租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等，这些都成了从大中银行低进高出的非银行倒钱金融机构。其次，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的心态，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式集资，开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天勇认为，消除国民经济高利贷化，根本上要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数量限制。美国3亿人口，有各自独立的8000家银行，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应当有3.5万家各自独立的银行。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水平比美国低，未来也应发展到1—2万家各自独立的银行。其中，特大和大银行包括中型银行的数量比例控制在1%—2%之间，绝大多数银行应当是社区为创业、小企业和居民服务的小型银行。为防止小银行再度集中化和仅为大企业服务，还应限制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入股城市社区小银行。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上，不能再采取变通和中间等有可能出现更恶劣后果的路线。

　　供给侧改革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国有经济的改革，以及公私合作模式（PPP）等，盘活巨大的低效率的资产，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一些领域，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周天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