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北京室外温度为零下9摄氏度。在某大型商场门口，一个佝偻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里面的杂物。不一会儿，几个可乐瓶、几张废纸就被挑出来，分别装进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周围是十几个裹着羽绒服的年轻男女，他们正说笑着等红灯。

    这个身影属于62岁的张明霞，一个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在这20多年间，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属于她，环卫工人、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让张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这些“正规军”下班后，她才从只有半人高的窝棚中走出来，开始一整夜的工作。

    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张明霞也要面对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给所在区域的“老炮儿”上交一部分费用，否则，她很难在此地立足。即使这样，她收来的废品也常常被人偷走，也时常在翻垃圾桶时，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袭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张明霞等拾荒者，就在“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很多人拖家带口，进驻到各个城市的垃圾场，复制着暴富的发财之路

    张明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捡破烂儿”的。刚来北京时，因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处城中村，用碎砖头和旧油毡，靠着别人房子的墙根搭了一个窝棚。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从一开始，张明霞就卷入这个拾荒者的“江湖”。

    城中村里的几十户家庭，大都是收购废品的河南人。虽然已做邻居20多年，但张明霞跟他们的交流并不多。

    “他们也不叫我名字，就喊我‘蛮子’。”张明霞穿着一身捡来的旧棉衣，远处车灯照过来，能看到她的手皲裂出一道道伤口，里面沾满了黑色的污垢。她擤把鼻涕，红着眼睛回忆：“有时一个瓶子扔过来，我想去捡，他们就从背后使劲拍我，说要打死我。”

    有时她一觉醒来，屋子里整袋的塑料瓶就不见了踪影。面对这些无奈，张明霞大多会默不做声，“我不跟人吵架，也不能惹麻烦”。

    这个老人并不知道，那时的北京的拾荒者“帮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争斗。她所经历的，不过是最平淡的一种。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他们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驻进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

    “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他们大多呈“原子型”分布，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凭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

    “第一把刀是恩情，当时他们发家都靠我；第二把是我的官方身份，我主管垃圾场；第三把是，我这儿有执法队、城管。”王维平站起身，手臂在空中飞舞，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这时，每个月除了给胡同里的“老炮儿”上交3000元外，他还能净赚上万元。

    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当时曾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那次会议以后，昔日的“把头”杜茂洲也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着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垃圾填埋场的废品资源。4年后，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只是，这个当时曾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10年前全市有1000多个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场，到今年也仅剩76个。昔日依靠垃圾场生存的杜茂洲，现在却因为垃圾场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而无处可去。他2006年在大兴区投资的塑料加工厂，后来被作为“低端业态”被取缔。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还有当年5.7万人的“四川帮”拾荒大军。他们逐渐被河南人取代，只不过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着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筑工地捡废弃建材了。

    “2009年时全北京有15万拾荒者，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0万人。”王维平担忧拾荒队伍的萎缩将导致北京垃圾处理不堪重负，“北京每年生产700万吨垃圾，此外，这些拾荒者能够回收700万吨，现在废品集散场一刀切地关闭，当然是不合理的。”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提出建更多垃圾处理厂，提高垃圾处理能力。王维平却认为这样的对策不切实际。“北京没地了。建一个垃圾厂最少得花3年的时间，而且建谁家门口都不愿意。”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面临着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的垃圾处理厂只能对垃圾进行粗拣，远没有人工分拣精细。

    和杜茂洲一样，随着北京和河北塑料加工厂的停业关闭，老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之前一星期就能处理一仓库货，现在要两个星期才行。”站在自家堆满洗衣液壶、电线轮毂和各种饭盒的仓库前，老秦抱怨道，“河北文安那边的厂子越来越少了，货出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塑料价格也跟着大降。他把一个饭盒拿在手里摇了摇，皱起眉头说：“去年这种塑料一公斤能卖到5.8元，今年才卖到1.8元。”

    老秦收购点所在的这个大型废品回收中心里，大多数商家都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

    园区里的几家废铁收购商已经停业，废铁的价格从去年的4.2元每公斤一路降到了今年的0.4元每公斤，旧钢筋、生锈的铁板堆满他们仓库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国家的铁都用不完了，哪还要这破烂，他们赔了上百万元啊。”老秦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废铁收购点，拉低声音说。

    不过，每天晚上7点开始，仍然会有三四百辆拉满各种废品的卡车会陆续进入园区。这种景象让老秦感到放心，他相信国家不可能让这个行业消失，“只要我们停业一个星期，你信不信全北京满大街都会堆满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