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网络爆料人周筱赟申请贵州毕节市政府公开1.77亿元“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相关信息，因为毕节市政府的7项答复内容答非所问，于是向贵州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遭驳回后，周筱赟向贵阳市中院起诉毕节市政府及贵州省政府。

    2012年的冬夜，五名男童死在了一个垃圾箱里，因为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在舆论的愤怒谴责声中，当地决定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每年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对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补助。可惜，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仍在不断发生。去年6月，4名留守儿童在家服食农药中毒身亡。舆论再次聚焦毕节留守儿童问题，周筱赟想起了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于是申请信息公开。当地先是回复“该政府信息不存在”，随后公布了3年共计1.7724亿元的笼统数据，接着就被告上了法庭。

    从大数据的视角分析，一个地方屡屡发生留守儿童悲剧，落单的花蕾屡屡过早地凋零，背后必然有其问题脉络可寻，只是当地愿不愿意去收集数据并且严谨分析。到底是怎样的原因，或者有怎样的关联，让毕节留守儿童悲剧成为一种现象？既然急着要给自己脸上“除黑”，就应该针对留守儿童现状做基于数据驱动的理性分析，进而采取有的放矢的有效救助行动。所以，仅仅每年拿出6000万是完全不够的，花钱的效率才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舆论要死死揪住花钱细节不放，要求详细信息公开的缘由所在。

    之所以闹到要上法庭的地步，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钱只是数字上拨给了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实际有没有用到留守儿童身上是个未知数，有没有挪用或贪腐就更加不得而知；二是这些钱的划进划出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也许从来都是“空账”运行，乃至名存实亡，早就被事实上遗忘。倘若成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不是悲剧后一时冲动地脱口而出，而是正儿八经地在实际运作，那就不可能花钱而无痕；外界要求公开详细花钱数据，当地应该很愉快地迅速公开，并以此作为改善形象的最好宣传。

    对毕节的留守儿童来说，每年6000万也是一笔可观的救助资金，既然承诺了就应该兑现，既然说到就应该做到，并且做好。事实上，救助留守儿童，最难的不是拿钱，而是花钱。成立关爱基金之后，留守儿童悲剧仍在不断发生，如果这笔钱真实存在的话，其实已经说明花得根本没有效率。所以，当地更有必要详细公开基金花钱数据和留守儿童大数据，让相关专业人士都帮忙出出主意，哪些钱被糟蹋了，哪些钱该花却没有花——为了留守的孩子，为了免于绝望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