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2月12日在重庆参加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活动时谈到，我国“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杨伟民认为，北京出现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如果将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不仅能解决城市病，还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杨伟民表示，要解决北京这样世界少有的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12月13日中国新闻网）
　　
　　这番观点经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发了较大争议。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所出现的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质量较差、教育和医疗服务紧张以及因为城市超大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因为城市过大、监管人力不足所导致的食品安全监控盲区，等等，在国内的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及其他部分省会城市、大城市同样不同程度存在。人们觉得，如果寄望于把北京的部分功能转移到国内的其他大城市，从而解决北京的城市病，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将适得其反，让全国的大城市都染上更严重的城市病。
　　
　　上段所述的理解，很可能是一种误解。从杨伟民的原话来看，他并没有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对外转移，跟发展十个中心城市放在一块儿说。也就是说，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可以相对分散地实现对外转移，可以优先考虑周边，或是形成了较好城市群发展基础的地区。
　　
　　而杨伟民所指的发展十个中心城市，未必就是而今已经同样深陷与北京相似城市病的特大城市。他还强调要加快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范围较广的周边地区，这样一来，中心城市可以通过便利的轻轨、高铁、高速公路等城际交通网络联系周边城市、城镇，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在中心城市周边一层一层的“摊大饼”，修了绕城高速，再修第二绕城高速……
　　
　　按照最理想的设想，如果在北上广深之外，国内还能涌现出几个甚至十个、或更多的中心城市，以这些中心城市有效凝聚较大区域产业资源，在较大区域内实现符合产业要素聚集和产业链配套分工的布局，就会形成层次分明、又符合发展效益和可持续要求的城市群，带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较快平稳发展。
　　
　　问题是，要实现上述理想化的设想，或者说美好愿景，难度很大。北上广深之外的省会城市、大城市之所以接连出现接近于北京的城市病，就在于类北京式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不仅一层一层“摊大饼”，而且还最大化截取周边地区发展资源，恨不得把周边所有的企业总部、产业园区都集中在本地。这种畸形化的城市化扩张，带来整个区域的资源错配，还会带来很强的路径和方法依赖。并且，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在所在区域内有着最高的行政等级，有着更大的行政影响力，争取国家加速发展中心城市的游说能力更强，很难想象会把有价值、有着丰厚税收和创造就业前景的产业、企业项目拱手让给周边地区——这也是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开展的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如此说起来，网民对发展十个类似北京的中心城市来解决北京的城市病的提法，所生发的担忧，倒也不能全归于错误理解。
　　
　　笔者以为，发展中心城市，使之承担全国性功能，培育新兴的城市群，要避免重蹈特大城市“摊大饼”的覆辙，应该先期启动现有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大城市对外转移功能，在已经转移的功能基础上布局相关的产业链、产业政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发展空间、承载人口的进一步无序扩张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