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于建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

“我们在痛苦中回忆，我们欢笑中期待。”虎年岁末，京郊宋庄。著名学者于建嵘满怀激情地总结“我们这一年：2010”，他的最新文集《底层立场》出版。

对此，凤凰网不少网友评论说，在当前中国，于建嵘最有资格代表“底层立场”：打过游击战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土匪”，于建嵘全家也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只好去粮站捡扫垃圾米；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子染黑了做布料，给于建嵘做成外套；千方百计获得了旁听的机会，兴高采烈的来到小学教室里，结果却被街坊家的孩子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把这名“黑人”拖了出去，麻布衣服也被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于建嵘一直在思索：如何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遭遇，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代表底层立场，表达对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

城市化“拆”到农村

“现在中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你们作为执政者，要拿出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品格，真正爱民亲民。只有如此，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困难才能被克服，中国才能算得上真正崛起。”于建嵘的正式头衔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一流的学者，他一直用理性的思维、实证的方法来观察疾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此，于建嵘进一步解释说，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权力和利益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分配失衡，这是农民工的权益问题的权力根源；二是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这直接带来了农民的权益问题。

于建嵘认为，农民权益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一个“拆”字上。根据他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统计，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围绕土地（产生）的利益太大了，农民又太弱了。”于建嵘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强势推进土地占补平衡政策，甚至通过让农民“上楼”而获得用地的指标，再通过招标拍卖获得土地出让的收入，这被戏称为“土地财政”。围绕土地的利益博弈中，农民是个体，而地方政府掌握公权力。

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5000万-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部分已成为城市居民，但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和社会福利的保障。

“农二代”易入歧途

农民进城后依旧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和身份的焦虑。于建嵘曾在珠三角广泛调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有人形容这是“农二代问题”。

于建嵘如是描述这一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少年；又包括农民工二代，这些人的父母很早就在城市打工，他们自幼在城市长大,大多是直接从学校出来到社会，几乎失去了经历农民的阶段。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愿或不能回到农村了，一旦不能在城市立足，就会铤而走险，走上歧路。”

“新底层”是于建嵘在《底层立场》中提出的新概念。他表示，传统底层民众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个人能力低。而“新底层”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或经济压力较大。他们身居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福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较低，甚至正在被边缘化。

城市化不可避免

物质相对困窘的背后，还有身份的焦虑。毕竟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人伦结构中，“安土重迁”是惯常的生活模式。在中国城市化的大浪潮里，农民工成为城乡之间迁徙的候鸟。在这一群体种，是否存在一种“故乡沦陷”的情结？

于建嵘抛出的观点表现出少有的乐观，并不认同“安土重迁”的说法。他认为，“农民工的身份确实是漂移的，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他们之间很多人是愿意拼搏、拥有大的人生理想的，所以他们纷纷来到城市。城市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很痛苦。但是城市化的社会学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它是积极的。”

于建嵘多次提出“三点论”，希望以此来打破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局：首先是给新生代农民工以最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能力买保险，社会救济也行。”其次，就是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包括入籍、住房、就业等门槛。再者应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些对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是出路

“未来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公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这样预测说，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

高达4亿的农村人口正向城市大迁徙，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于建嵘对话凤凰网时表示，“在制度上确立农民市民化。”

于建嵘的这一建议在2010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可见端倪，但依旧缺乏实施的细节。该文件透露，“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程定居的需要，使其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其在城镇定居的能力和意愿。

在于建嵘看来，农民市民化绝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而应该有具体的政策措施。

“这不仅是农民市民化，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需要均等化。”于建嵘认为，在中国，农民工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二是无论其为何种户口而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建嵘敏锐地发现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一，在户籍转换的过程中，虽然户口转成非农，但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最后却没有得到市民的同等待遇。第二，城市仍没有建起完备的、均等化的公共体系，农民工进入城市，除了得到一份工作，却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的社区、城市的语境、城市的生态。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给予他们选择权。”在接受凤凰网的专访中，于建嵘这样解释“选择权”：关于选择的突破，也要求制度性的突破；农民可以自己选择户口、房子，可以选择自己回流农村，同时社保制度相应配套。而从前的限制性的政策、强制农民户口变成非农等等，应该尽早转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