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在11月5日举办的第六届财新峰会“改革老人杜润生追思会”上，城市化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委会专家顾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表示，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动员组织了和各个阶层、领域、部门的知识和智慧，尊重群众、基层干部的创造，“绝对不是少数的精英的闭门造车”。
    袁崇法回忆说，他进入农研室后，在杜老的组织下参与了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每年文件的起草时间是一整年，采用了长年不断连续的“滚动式”，“每一个文件都衔接得非常好，没有断层。”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曾说，“杜老领着一帮精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学西方的东西，在农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袁崇法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制定农村文件的起草，完全是调查研究，真正从基层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提升提炼，编为国家政策。
    上述起草过程隐含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就是尊重群众的创造、尊重基层干部的创造、尊重一线的创造。袁崇法强调，“中央一号文件”不是几个精英编出来的，是开放式的。很多“三农”机构部门，老百姓和农民都在参与编制，这样文件是“有生命力的”。
    此外，袁崇法认为，杜老非常关注“三农”政策宏观微观的效果，用宏观微观的效果来检验农村政策的科学性。微观上就是解放思想，提高农业生产力；宏观上则考虑农村的经济结构，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