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提速、都市人口膨胀,人们将目光投向地下空间。截至2009年6月,广州规划建设的地下商场、地下通道、商业街等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达1900多万平方米。上海已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中心城区600平方公里面积的6.7%。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缺乏规划,人防、地铁、各种工程管线和正在出现的“地下空间产权式开发”都在各自发展。而地下空间一旦开发利用,地层结构不可能恢复原状,已建的地下设施将影响到周边地区的使用,一旦陷入混乱将未来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安全始终是设计者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地面建筑,地下空间灾情更重,受灾面大、升温快且温度高,消防始终是地下空间发展的羁绊之一。1973年之后,由于火灾,日本一度对地下街建设规定了若干限制措施,使得新开发的城市地下街数量有所减少。
亚运期间,绚丽的广州塔之北,花城广场在亚运开幕前低调开放。人们在广场上驻足观看海心沙时,或许不曾想到,脚下数十米深处一座“地下之城”正在孕育。
珠江新城核心区的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40.8万平方米,交通工具包括公交车、私家车、地铁、轮轨,还配备了下沉景观广场系列、商业购物廊等,有望在明年6月揭开面纱。
城市化进程加速、都市人口膨胀,城市空间日益窘迫的时刻,人们将目光投向沉睡的地下空间。有专家预测,21世纪末,将有1/3的世界人口工作、生活在地下空间。
如果能给城市照一张X光片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地下互联贯通的洞穴交织,像被镂空的混凝土雕塑。城市则是一个建构极其复杂的合成体,如今它像是悬浮在空中花园,脚底下遍布着危机四伏的地下水泥森林。
21世纪中国城市的开发重点或是“往下走”,然而,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在规模和建设速度居世界前列,但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规划、技术、安全、法律等仍有不小差距。
“地下穴居”过新生活
目前,广州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以地下交通为主流。琶洲体育公园、宏城广场、火车东站广场、天河体育中心将逐步纳入“地下城市”
“相当便利,坐的时间还想更长一些”,在广州珠江新城去天河南的旅客自动输送系统(APM)上,日本东京一家公司驻中国代表三村和涉谷说,工作之余便拿着广州地图,乘坐地铁去各个景点游玩。
地铁,是日本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之一。东京密布着流量上千万人次的地铁网,衍生出的鳞次栉比的地下街商店。三村和涉谷说,国土面积有限的日本曾提出要在一个日本的基础上变出10个日本。
经济狂飙突进的中国,近几年的地下空间开发也开始升温和“发烧”。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广州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入快速开发时期。目前,广州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以地下交通为主流,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快速道路和地下物流系统等,在此基础上展开地下商场、停车场等功能综合、系统完整的地下综合体项目。
如今,高企的城市土地价值,与商业地产的高额利润相比,给高成本的地下空间开发增加了冲动。
“作为解决城市资源与环境危机的重要措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工程院院士、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说。
一出广州烈士陵园地铁站的闸口,无需再经过地面,就可以到达流行前线商铺区。类似的集人防、地铁出口、人行隧道和地下商业街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如体育西路站天河城、客村站丽影广场、江南新地等也在广州大量涌现。
随着地铁线路四通八达,与地铁站点相连的“地下城”开始成为商业旺地。地铁及结合地铁站建设的地下空间项目,以及900多万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同步配套修建的地下空间项目,还有一些独立建设的地下商场,包括6800个停车位的天河体育中心地下停车场等。
有评论认为,2010年是广州战略规划修编的“元年”,在“亚运会”“国家中心城市”的光环下,广州在国际上要有更大的“分量”,对南中国的影响力要“更大”。
在21世纪,一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程度,已成为该城市能否成为国际一流城市的标准,发展和利用地下空间也是解决土地紧缺和节约能源的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之一。
正在建设中的花城广场被誉为“广州新客厅”,也被称为“亚洲最大”。它位于珠江新城中轴线,上下四层结构,包括地面大型绿化公园以及三层地下空间,负一层是地下市政通道,包含隧道、车行通道,以及约15万平方米的购物商业城;负二层是以小汽车为主的停车场,共有3000多个车位;负三层是APM。
而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已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中心城区面积600平方公里的6.7%。武汉在2009年投资15亿元,开建总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的“地下汉正街”,号称是国内最大的单建式(仅为地下)人防工程。
北京地下空间建设的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增加的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10%,商业设施占七成。
这或许只是个开始:北京计划在2020年以前,重点发展17个大型地下空间项目,并达到9000万平方米的地下使用面积,是目前3000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的3倍。
而截至2009年6月,广州规划建设的地下商场、地下通道、商业街、停车场等一批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达19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60多个广州奥体中心的面积。
据了解,位于广州的琶洲体育公园、宏城广场、火车东站广场、天河体育中心也将逐步纳入“地下城市”。
地下开发开始争夺
现行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没有明确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权属管理,因而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此起彼伏的高楼“暗战”和多达数十层楼高的立交桥让城市不堪重负,像广州这样的经济重城,轨道交通的输送管道正伸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面对无限宽广的地下空间,我国的众多城市犹如田径场上准备不足的运动员,却还在“热身”。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获得合理的最高城市容量,同时又保持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绿化景观,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显得尤其重要。
2010年年初,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州目前就地下空间问题还未形成统一规划,这使目前的地下建设项目无法对接、形成网络,且均停留在浅表层开发。
广州市人大城建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除了各种专项规划外,广州尚未编制完成一部地下空间开发总体规划,使得地下空间的开发规划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如此庞大的“地下城市”,各种设施却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缺乏规划,管线迁改成为城市改造的瓶颈,人防、地铁、各种工程管线和正在出现的“地下空间产权式开发”都在各自发展。
“城市规划不能摊煎饼,而是要有统一和立体化的规划,以避免时不时对城市路面的开膛剖肚。”王梦恕说。
地下空间一旦开发利用,地层结构就不可能恢复原状,已建的地下设施将影响到周边地区的使用,一旦陷入混乱将导致未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地下空间的发展,首先应该运用共同沟的理念,多建地下停车场和地下商场,和轨道交通一起,成为城市运输的纽带。”
目前业界广泛推荐的模式是“共同沟”———地下城市管道综合廊道。“共同沟”一旦建成,在城市地下便拥有一个专属的隧道空间,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因此被世界主要城市广泛采用。
最棘手的来自法律归属权的空白。1997年,建设部颁布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也是国内关于地下空间利用的基本大法,虽然使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章可循,但停留在行政管理范畴,并没有明确对开发利用中涉及的民事权益如何确定和保护。现行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也没有明确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权属管理,因而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去年6月,广州向二沙岛17栋违章别墅“开刀”。而业主向地下挖没有法律规定,成为城管部门拆除的掣肘之一。不少地下人防工程已转型为地下商场或公司,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土地和建筑产权方面权属不清,引发出多方管理与无人管理并存等问题。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地铁和地下隧道要穿过城中村,而广州城中村保留集体土地性质,这些地下空间到底是国家的还是集体所有,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定。
地下空间暗藏危险
地下停车场更是成了汽车尾气排放的高聚集地,如果通风效果不好,在停车场短时间停留都会造成头痛、恶心等感觉
如果能给城市照一张X光片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地下互联贯通的洞穴交织,像被镂空的石雕。城市是一个建构极其复杂的合成体,而如今它像是悬浮在空中花园,脚底下遍布着危机四伏的地下水泥森林。
地下空间作为城市的隐形输送管道,却也隐藏着危险。今年上半年,百年难遇的几场大暴雨,几乎让整个羊城浸泡在水里。地铁站入口都严重进水,积水直涨到公交车的窗户边,数不清的地下停车场轿车被淹。
王梦恕说,正是地下空间管线设计的无序造成了南方城市的轮番内涝。
也有批评家质疑中国地下水道设计能力不够,而城市规划设计师却提醒我们,城市循环排泄的功能失效并非设计理念落后,而是城市化进程一味冒进的后果。
此外,不少关于地下空间空气质量、通风效果和安全隐患的报道揭露了其管理上和规划上的欠缺。
环保部门、卫生部门和人防部门都各司其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部门负责地下公共空间环境的管理,地下空间的环境管理仍是空白。
据介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质量的标准,目前都是参照建筑标准和卫生规范执行。
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迪云建议,广州要尽快明确地下公共空间环境管理部门,出台针对该类环境的质量标准并严格执行,对超标工程采取补救行动,以保障市民身体健康。
据媒体报道,部分地下公共场所的氡浓度普遍较高,最高达到地面空间的5倍,地下厕所的臭味和地下商铺装修时的材料味道,其浓度之高常常令人头晕目眩。
而地下停车场更是成了汽车尾气排放的聚集地,如果通风效果不好,在停车场短时间停留都会造成头痛、恶心等感觉。如广州天河城、广百百货的停车场空气质量几乎都达不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安全始终是设计者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地下建筑一旦发生火灾等重大事故,如逃生出口规划和应急措施采取不力,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1973年之后,由于火灾,日本一度对地下街建设规定了若干限制措施,使得新开发的城市地下街数量有所减少。2008年3月,北京一栋高楼的地下空间发生火灾,火苗蔓延至18层,楼内100多名居民被困,所幸经过安全疏散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尽管有诸多掣肘,但仍挡不住城市荣誉感“膨胀”,每个城市都在用高楼为自己争一席之地,当地面上资源变得紧缺时,地下空间成为新的城市化争夺点。
曾建议广州、深圳少建高楼多“向下”发展的王梦恕告诉记者,他与4位院士此前曾发表过一份报告,人均GDP达到1000—2000美元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高潮。“中国的大城市已经进入地下空间高速开发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