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实干兴邦是深圳的精神特质,就同深圳独具特色的诞生之路一样,深圳的大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在当下国内各方面不断趋同的学术环境中,独树一帜,不拘一格,以脚踏实地的作风构建高等教育体系。”近日,城市化委员会社会建设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北京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教授向记者畅谈了对于深圳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看法。
百花齐放:建“好大学”无定式定法
“大学没有了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仅仅是和国内社会主流、西方社会或者和一些成熟的机制保持一致,那只能证明自己是模仿者,如此,‘大学独立存在的价值还有多少’是值得怀疑的!”
于长江提出,深圳应该传承多元、自发、创新的成功特质,营造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掌握大学建设的主动权、判断权和话语权——深圳创办高等教育不是重复、模仿、追随,而是要带着使命感,另辟蹊径——深圳有文化基础,深圳也应该有历史担当。他认为,不同大学的不同专业、不同领域,可以鼓励设计差异化标准:在教育和科研领域,采取多样化评价标准;在人才引进方面更要体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度。
“深圳的大学应该如何发展?是否应该走国际化道路?”于长江认为,国际化只是众多发展手段中的一种,在探索过程中,要打破固化的“先进—落后”二元思维,西方化不一定必然代表先进,本土化或东方化的也不一定必然代表落后。在不同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有些学科正在经历洋化过程,有些则正在回归传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如果提及“国际化”就要照搬国外或者欧美大学建设标准,本身也会造成一种狭隘布局。
“水无常形,深圳担负着办大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打破现有弊端,找到特立独行的深圳方式、深圳办法。” 于长江提出,大学建设模式可以兼收并蓄,除了参照最常见的美国模式,深圳还可以放眼欧陆的法国、德国、瑞士、芬兰等国家,以及俄罗斯、日本、印度,甚至一些经济不发达但是具有强大文化力的地区,借鉴更多的高校发展经验,为深圳所用。
放眼全国:深圳最有条件创造独立、多元性大学标准
“放眼全国,深圳最有条件创造独立、多元性大学标准。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深圳的选择。”在深圳从教多年的于长江教授表示,正因深圳这种特殊性、唯一性,因此,学者对深圳建设高等教育才有更多期待。
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又“红”又“专”,“红”即保持正确的方向和价值观,“专”即在专业领域保持特立独行。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既是民族的、地方的、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开放的。“新≠先进”、“旧≠落后”,无论站在时代的前列,还是显得有些传统守旧,深圳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务实求真的精神,忽视形式上的品牌、知名度等要素,甚至采取一些很“土”的办法,创造对人类社会有价值、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事业。
开放心态:立足城市面向世界
于长江认为,大学与城市的发展应该相互支持、关联、促进,但是,大学更应该“超越具体城市空间、地理范围”。“北京大学”并非只属于“北京”,牛津大学也并非牛津小镇专属,它们是文化的瑰宝和遗产,是学术和智慧的聚集地,是人才、信息、知识的辐射源。
于长江笑称:“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有助于支持一所大学走向国际化,一所优秀的大学也会带动一个城市站上国际化的中心舞台,如果深圳高校毕业的学子们走向世界,主导多国互联网、遍布华尔街、引领世界各地文化潮流,那么,深圳就是他们青春时代学习起步的珍贵‘原点’。”
“不过,海纳百川不代表我们毫无选择。” 于长江也认为,高等教育建设理念上的高瞻远瞩,并不影响在专业发展、学术课题、科研项目上的脚踏实地。高校的专业设置、项目合作可以从城市经济的互补性、支持性上做大文章,并从城市的发展中汲取素材和营养。
总之,大学面向未来,而未来属于“未知”——深圳的高等教育要创造未来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状态,让最有可能创造性发展的模式,在深圳萌芽成长。于长江如是判断。
另辟蹊径:打破思维桎梏
“空间形式和大学有必然的联系吗?没有高楼、操场、宿舍、绿地就不能办大学了吗?”于长江提出,打破思维桎梏,有助办好“真大学”、“纯大学”。欧洲大学中耄耋老人、流浪汉可以和学生们一起端坐课堂,接受教育的洗礼,我们也要放开思路,不要拘泥于既定习惯。
于长江大胆设想,比如大学不必绝世而独立,可以藏身闹市;金融学院的教室可以设在深交所旁,一栋写字楼里的几间教室足矣;学生宿舍可以通过旅馆改造;专注信息科技的理工学院可以设立在华强北,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职业发展与求学可以并行不悖,实施弹性学制让学生工作一年两年回来还能继续上学;高中没毕业也可以有享受高等教育的资格;高等教育不是非形式上的“大学”模式不可,各种特色学院甚至培训机构都可以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责……所有我们约定俗成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打破”,所有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都可以重新组合。
于长江提出,深圳在大学建设上没有历史包袱、没有路径依赖,其特有的多样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允许在大学建设模式、开办途径、合作办法等领域天马行空、百花齐放、不拘泥于定式。深圳要探讨的不应是“高等教育要采取什么模式?”而是“世界上还有多少种创建大学的方法?”以及,“未来,我们还能创造多少种模式?”
在采访最后,于长江提及,在法国的一所高等师范学院里,诞生了很多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大师,但是那里每届学生始终只有几百人,办学层次也始终维持本科为基础,学校里最高大上的教学楼隶属于“哲学系”,或许这样的坚守才最值得称道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