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纲要》明确，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纲要》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明确目标，即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全球范围内，从跨国公司，到各行业领域，再到各国政府，都在鼓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没有人可以否认数据的重要性，更没有敢忽视大数据的意义。因此，早在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签署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要求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参与、合作的政府。2011年9月20日，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联合签署《开放数据声明》，成立开放政府合作伙伴。截至2014年2月10日，全球已有63个国家加入开放政府合作伙伴。可以说，在开放政府数据的道路上，中国称不上早，但也并没有太晚。

    开放政府数据，设立统一的发布门户网站，此间的意义在《纲要》提及的五大目标中，已经有着较为全面的体现。作为一种虚拟的大型基础战略资源，大数据带来的改变是惊人的。以政府数据开放的先行者美国为例，通过数据开放，2013年美国在政府管理、医疗服务、零售业、制造业、位置服务、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七个重点领域产生的潜在价值已经达到了2万亿美元。并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价值规模还在高速增长。回到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市中关村，据估算，2016年的大数据产业规模也将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

    大数据对于宏观经济的推进，对于大众创业、高科技创业的促进作用，在近年来早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城市治理上，通过政府与企业数据的彼此开放和对接，交通、医疗、旅游、民政等领域，实现了效率上的提升，也被归结于大数据治理的功效。以高德公司为例，通过与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沈阳、大连、无锡、青岛八个城市的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合作。高德把拥堵数据给到交管部门，交管部门就可以自动调节红灯长短，帮助疏堵。可以预见，类似的合作，将会在政府开放数据的基础上，得到越来越频繁乃至全面的发展。

    政府开放数据，不仅仅含有经济意义，事实上也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例如，在政府预算、招投标层面，只要能够促进数据的开放，公众的监督将会更加有力量。数据是会说话的，通过数据，可以对政府的各类行为、成效和范围进行验证，由此带来的监督能力提升，将大大促进腐败的消失与政府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制度设计的博弈层面，政府数据开放的意义尤为重要，例如近年来拖沓不前的垃圾围城处理办法，政府与民间的博弈存在信息上的不平等，假如能够实现数据信息上的开放，一个更加透明和公正的制度将会值得期待。

    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是着眼当下还是展望未来，无论是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大数据时代都不可逆转地到来了。政府数据的开放，极为难得地获得了各方的肯定，这种宝贵共识的形成，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追赶全球各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步伐不会太慢。基于政府数据开放，所获得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企业发展得到助力、公众获得更多赋权，也将会在未来数年渐次实现。

    当然，最后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开放数据的风险。数据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满怀机遇，也暗藏风险。就风险而言，既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也关乎公民隐私。所以，如何确保政府数据开放与安全兼容，数据的脱敏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已经有了一些落地成型的规范，作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后起者，完全可以参照借鉴。而除此之外，还应该担心的是，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这是一个应该交由公众讨论的议题，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难题，如果不解决，上述所有的担心和欣喜，也将失去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