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修复应与经济社会相结合

　　我的家乡在云南个旧，这座城市素有“锡都”之称。这里因盛产大锡而闻名中外，已有数千年的开采、冶炼历史，但也因为矿产开采和冶炼的过度，这里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程度——在开采和冶炼的过程中，大部分企业没有足够的环境保护意识，或者不愿意为环境保护花费资金，随意堆放废物、排放废水，致使污染物质随雨水和废水进入河水和地下水中，使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天长日久，重金属污染危害显现：这里成为了一个癌症高发地区，几乎所有的癌症类型在这里都有。

　　个旧附近的部分乡镇，曾经是“鱼米之乡”，盛产水稻、甘蔗、石榴、青笋等农作物，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锡、铅、铜等矿石开采、选矿、冶炼的企业逐渐增多，使这些农作物受到污染，产量减少，最后不再栽种，这些都是矿物开采、选矿、冶炼导致环境污染的例子。

　　在各种类别的地下水污染中，砷污染是最难治理的污染之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一个时期，随意向水中排放放射性矿物。这种情况虽然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污染遗留问题依然严峻。几年前，曾有民间组织沿湘江调查，看湘江水中砷的含量；如今，我国内蒙地区仍然是砷污染情况较为严重的地区。

　　防治环境污染，向社会各方做好观念普及十分重要。孟加拉国地下水含砷问题格外突出，目前数千万居民的身体健康受到砷污染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孟加拉政府在国际援助机构帮助下在全国各地打了数百万口深层管井，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检测地下水矿物元素中砷的含量，而刚好孟加拉岩层的高砷带从井水抽取带上通过，当地人饮用地下水后，皮肤溃烂、骨头变形等症状增多。之后人们才找到症因，又花费了很多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补救。但目前还有很多居民在饮用高砷水，他们在观念上认为那是无害的——污染观念的局限性导致了污染治理的周折。

　　现在，虽然环境污染修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很多时候只靠科学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治理还应当与经济社会相结合。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骆驼城灌区气候干旱，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地下水资源允许开采量较小，地表水供给量受到黑河分水方案限制。水资源条件与农业经济结构布局不相适应，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由于骆驼城乡距离地表水较远，输水费用又太高，各个机构难以分配利益，所以都不太愿意往这个地区输水，造成地表水供给不足。结果只能靠大量提取地下水进行灌溉，致使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造成地面沉降、水质变坏等环境问题。若仅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制止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应思考如何实现总水量的优化配置。但是该怎样实现地下水、地表水的优化配置？中间就是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平衡。所以技术人员做模型时，除了考虑物理因素——怎样最优化分配水量、污染物怎样迁移等——之外，还要把经济、社会因素考虑在内，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最终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再者，如果灌区供水水量不够，调整农作物结构、增加节水措施、减少灌区面积等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再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有很多企业，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污染。如果把这些企业全部迁往外地，短期内很难做到；如果把这些企业撤销掉，则会造成大批人失业——这是生存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数量庞大的人群在短期内失去生活保障，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对于政府、社会来说，首先要“以人为本”，如果人们的生活都无以为继，那么再怎么“山清水秀”也是无价值的。所以在两者的取舍上，目前情况下，更倾向于先牺牲一部分环境，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后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对于环境治理，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各有角度。理工科做研究，很多时候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但有时候会发现技术与实际问题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要把社会经济的成分放进去才可填补这个距离。所以，做好当下中国的环境污染修复工作，应该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们割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