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9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一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就环保问题作报告时自我调侃道：“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时隔两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研环保工作时发现，人、财、物皆归地方政府管辖的基层环保部门“尴尬”尤甚。(8月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不知从何时起，似乎只要哪里出了环境问题，当地环保部门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舆情爆发时，一些地方政府通常还会处分环保官员来平息民怨。正如《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所到江苏省连云港市所闻，提及“环境追责”，环保官员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达“不解”。笔者提醒，莫让环保官员屡成“环境追责”的替罪羊!

    近年来，纵观一系列有关“环保局长”和环保部门的报道，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不少地方环保官员之“囧”。比如，“浙江温州要求环保局长集体下河游泳以证治污效果”、“湖南永州某县环保局长因机关评议排名倒数被免去职务”等等。2014年12月17日，《中国环境报》甚至以“近20年全国环保部门一把手的任职去向”为研究对象，专文分析“为何当上环保局长就意味着职业官员生涯的终结”。如此这般，实在耐人寻味。

    不得不说，当涉及环境问题的舆情一旦爆发，环保部门随即成为众矢之的，之后的追责、平民愤都会理所当然地拿环保官员“开刀”，让环保局来“兜底”，甚至有人调侃“当上环保局长意味着官员职业生涯的终结”。事实上，“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出台，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查处”职责，但问题来了，“责权不统一”的现状让下级环保部门面对上级环保部门的考核变成了“全面负责”，加之，诸多的环境治理问题仅依靠环保部门显然更是“独木难支”。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在外界看来，环保局是威力无比的实权部门，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地方环保部门的人员数量和执法手段与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其实，基层环境监察的权力十分有限，因为环保部门无权对执法对象实施强制措施，违法者常常会肆无忌惮。

    “治污先治官，治官先治人”，腐败和监管缺失是一些环境问题造成重大影响的幕后推手。国家环保部早在2012年就构建了部、省、市、县四级环保专网，但环境信息化工作在基层的应用仍然进展缓慢。我们欣然看到，如果实行“大环保体制”，将有助于解决环境保护工作“责权不统一”这一任性顽疾。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防止事前审批把关无力、事后追责索债无主，甚至出了大事由环保局长“顶包受过”的闹剧频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