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网总裁

首先，从人口背景来看，在1800年前，我们这个星球上仅有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则更短。1900年，中国的“城里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2007年城市化率达到了32.93%（据城市化委员会统计数据）。

有专家表示，中国人口基数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趋势，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从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中国人口成分图中可以看出，超过1.5亿（约占11.97%）的农业人口(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他们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我们将其称之为“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

第二，从政策背景看，一是战略转折时期，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政策效应是在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提出的城市化政策的核心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从而在我国出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迅猛，因此，有力地拉动了全国城市化发展水平。

二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划时代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城乡统筹发展重要战略。相关政策包括有：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推进城镇化战略；2010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并从城市规划到市政基础和城市管理等方面，首次提出全方位发展城市化。我们据此研究的结论就是：中央政府已经把城市化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第三，从制度背景来看，我国的功能区规划尚未正式出台，导致我国缺乏全局性城市化发展战略。一是目前中央政府的体制弊端是各部门、各行业均为了部门与行业自身利益自保，从而派生出了“政出多门”；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一历史性的不合理制度性障碍，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顺利发展；三是我国赋予各级政府行政权力过大，行政过多地干预城市规划工作，造成我国城市发展规划朝令夕改，导致我国有的城市发育不良；四是中央在资金投入方面容易出现“撤胡椒面”，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效果不好，浪费宝贵的资金资源等等。

第四，从环境背景看，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累累出现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交通堵塞、污水横流等环境恶化事件时有发生，太湖蓝藻是否就是全球变暖的警告？紫金矿业事件、沭阳饮用水源受污染等事件是否就是自然界对人类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的报复？

因此，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必须要把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包括中国城市化史馆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才能实现“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持”的理想，才能更好地为整合各方资源，克服体制弊端，实现资源共享。

通过清河建设中国城市化史馆，并将其作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研究基地这一契机，希望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深入探讨史馆建设新模式，使淮安清河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中国城市化史馆落地延展的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