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黎明：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导、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近代城镇化的进程既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各级城镇中集聚了多达6亿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总和。这些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城市户籍人口，同时还有一、两亿人每年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既对我国城镇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与广大的农村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高度城市化的后工业化社会，但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我国如此高的城镇化速度，例如英美两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每年的城镇化率平均增加0.4—0.5个百分点，而我国近几年高达1个多百分点，这意味每年我国每年可以接纳1300万人城镇人口，其它的国家能做到吗？

第三，城镇化促进了新兴城市的诞生和发展，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它们上世纪兴建的新城规模最大的不过二、三十万人，即使纽约由一个无名小镇发展到千万人的大都市也耗费了两百年的时间，而深圳达到这一规模只用了不到30年，堪称城市化史上的奇迹。
最后，住房短缺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各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面临的难题。相比之下，我国住房建设的规模基本上满足如此巨大人口的需求，没有出现其它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贫民窟和大量露宿街头的现象。作为后起之秀，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更是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预料，目前我国高速铁路的车速创造超过400公里/小时的世界记录，已将日本、法国抛在了后面。

上述事实表明，我国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城镇化道路，这些事迹应载入即将动工的淮安城市化史馆，以彰显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城镇化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我们的快速发展往往是建立在“拼资源”、“拼环境”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一旦资源用尽，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就难以为继。同样，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例如，一段时期举国上下，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圈占了大量宝贵的耕地，由于存在大量的闲置用地和低度使用的用地，土地的使用效率极低；我国大城市过快的扩张普遍出现的交通堵塞等问题，不仅耗费了居民大量的出行时间，也难以保证“宜居”的生活质量。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大量进城的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如果城镇化的“公平”和“以人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无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淮安是敬爱的周总理的故乡。解放后总理一次乘飞机途径淮安上空时，深情地俯瞰着这片大地，对故乡的发展寄予厚望。现在长眠的总理可以放心了。短短的30多年，淮安迎来了改革开放之后巨大的发展机遇。这座历史上被誉为“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历史名城，如今不仅通了铁路和高速公路，还架起了空中桥梁，成为现代的交通枢纽，发挥沟通南北、承东起西的重要作用。如今借长三角崛起、江苏产业北扩的有利时机，淮安及其所在的清河新区开始腾飞了。区委书记肖本明同志在“大地作证”一书中提出新区建设的新思路——强化复合功能，加强生态建设，塑造文化特色，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让利于民。期望下次再有机会到淮安，大地会作证：在我的眼前一定会呈现一个欣欣向荣、环境优美、其乐无穷的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