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般来讲，农民进城，生活成本要远高于农村，而城市基础设施也要增加。无论是因为农民进城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农民进城后生活支出增加，都会拉动投资和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正因为中国快速而庞大的城市化，而使中国消费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水泥，而使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强劲的增长潜力。人民日报微信前不久针对唱衰中国经济而制作了一个简表，以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其中之一是中国城市化的增长空间很大。简表上列出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为54.77%，美国为81.28%，韩国为82.25%，日本为92.49%，中国现在仍有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简表说，根据过往经验，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投资增长约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约1.8个百分点。简表点评说：未来亿万农民要进城，你说增长空间有多大。

    笔者当然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不过，若因为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低，亿万农民要进城，就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大，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建国初或更早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0%左右，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大吗？现在比中国城市化率低的国家有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空间就比中国大吗？城镇化率提高，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不假，但究竟是农民有了进城能力，从而进到城市成为市民，才拉得动投资与需求，如果农民缺少进城的经济能力呢？或农民缺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呢？而农民的就业与收入状况又显然不是由他们愿不愿意进城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经济结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位置所决定的。城市若无法提供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国家也没有足够财力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础设施，农民进城就可能只能落到贫民窟中，也就不存在对经济的拉动了。

    这样看来，以上城市化拉动投资和内需从而使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讨论，是倒果为因了。正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有了越来越多可以让农村人口体面进城安居的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城速度加快，同时，因为经济增长带来附着在城郊农地上的非农使用增值收益，这部分增值收益作为土地财政用于建设了比较好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中国城市建设得像欧洲。

    即使如此，当前中国城市化人口中还有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的父母、子女仍然留守农村务农，他们年龄大了也可能仍然无法体面进城，而要返回农村。这样的虽然在城市务工经商但并未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是“半城市化”的人口，当前中国城市中“半城市化”人口数量相当庞大。

    又正是因为农民工并没有在缺少稳定就业与收入的条件下面将全家老少搬到城市，以及他们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回农村，而使中国城市没有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农民进城失败，因为缺少返乡退路，城市体面住不下来，农村又回不去，也就导致了普遍的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很差，难以治理。且每到经济周期，贫民窟都会成为加大危机的力量。以城市贫民窟为代阶的城市化，当然是无法拉动投资和内需的，也因此不是经济增长的好事，而是加深加重社会危机的坏事。

    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家庭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来应对，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年轻子女就可以接受相对不高的城市务工收入，也正是因此，中国才可以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打败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多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出现，从而可以为更多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的机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有持续不断的高收入机会制造出来，就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因此，中国健康的城市化，就是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相匹配的城市化，而不是人为推动的快速的城市化。当城市化速度超过经济发展本身创造出来的空间时，就可能将大量本来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农民裹胁进城市中来，从而导致低质量的城市化。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以及使中国丧失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政策部门都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加快推进中国城市化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有人主张将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权利交易出来，以换取他们进城的第一桶金，从而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结构的位置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让他们在城市体面安居所需的高收入的稳定的就业机会，他们进城失败，又不再能回到农村，他们就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一旦中国城市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任何一场金融、经济的危机，都可能变成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从而，中国就可能落入到发展导致不稳定的魔咒，及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权利是他们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进城成功了，这个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就不重要，而若进城失败，这就成为了他们的底线。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作为底线，国家是要保护的，是不能让每个人失去的。正是有此底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我们千万要搞清楚两者之间谁因谁果的关系，千万不可以通过人为加快城市化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国家将主要的工作重点用于发展经济，同时保持自然而然的农民可进可退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就成为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而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又最终会带来高质量的中国城市化。

    要警惕当前城市化中的激进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