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检披露，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在2004年至2015年间，受贿现金3500万元，房产100套以及停车位100个。另据媒体盘点，近年来不少落马的官员有“集房癖”。其中，文强16套，郝鹏俊35套，马超群68套，而刘志军案、谷俊山案等省部级（或以上）高官则动辄有数百套房产。

　　平头百姓置办一套房产，可能要花掉一生的积蓄，“北上广深”不少白领“中产”，更是被沉重的房贷压弯了腰，沦为“房奴”。而大大小小的贪官，却像集邮一般轻巧地收藏了数十套、上百套的房产，数量之多，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沉甸甸的腐败清单，让人情何以堪？

　　一些重要部门的官员，甚或一些城郊的村官，因为掌握着房地产管理各个环节的重要权力，往往有更多的机会低价拿到房产。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因为握有土地审批权，也有着这样的便利性。很多时候，作为一种有着高附加值的“礼品”，房产也是利益交换的重要筹码。

　　贪官之所以能够轻松地大量“集房”，根源仍在于权力缺乏约束。不只房子是这样，举凡紧俏、高附加值的商品，都难逃权力的掌控。只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且缺乏必要的规范与约束，就必然会成为利益输送的桥梁。现金自不必说，房产、贵金属、名人字画、文物古董……概莫能外。

　　欲斩断官员伸向房产的黑手，关键在于从根本上约束权力。

　　其一，尽快推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实现“查房联网”。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查询的平台，将会增加贪官名下隐匿的房产的曝光率。从技术层面讲，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相关部门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行动。

　　其二，还应该加快推进房地产行业诸多环节的改革。比如，征地拆迁信息应该最大限度的公开透明；国有土地出让金应该纳入财政预算，接受人大的监督与质询；涉及房地产的金融贷款、工程招投标、质量查验、房屋上市等环节，也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监督，以杜绝暗箱操作，利益输送。

　　其三，落实官员个人事项申报，提高查核的比例，强化问责。对于那些申报不实的官员，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据权威数据披露，在2013年以来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腐败，占比高达95%。贪官有“集房癖”，百姓有“恐房症”，想必很多人也很想知道，摊到自己头上的高房价，究竟有多少属于贪官造成的腐败成本？一边是民众苦于房价畸高，买不起房；一边却是一小部分官员肆无忌惮的占有巨量房产资源。这样的落差没有道理继续下去，理应在接下来的反腐行动中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