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认识斯蒂格利茨来自于他那著名的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今天，预言成为现实，同时也成为人们在谈论城市化时引用最为频繁的话语之一。

实际上，这与斯蒂格利茨长期关注并介入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不无关系。他曾经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参与过中国有关政策的研讨。1997年斯蒂格利茨不仅为《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写了序言，还专门在最后加了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改革和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经济问题复杂，解决问题的同时容易滋生新问题，所以应该“摸着石头过河”。他很认同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环境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市场经济模式。

抑美扬中的中国问题专家

善于通过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斯蒂格利茨的天赋，同时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让他成为一名巨人，这些都与他天性乐观、为人和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中可窥一斑。并且与一些西方人不同的是，他是个抑美扬中的美国人。

他常常对美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曾经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美国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开场。他还指出，由于美国银行系统存在过量的流动性，包括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存在同样问题，美国的银行现在不愿意向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发放信贷，银行手中的信用会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这可能就会给中国增加通胀的压力。这样对中国的经济调控也会增加难度。针对次贷危机，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是他在任时鼓励个人采取非固定利率贷款等政策导致了次贷危机。

另一方面他非常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不断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说话。当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颇有微辞时，斯蒂格利茨却认为，中国的崛起直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如降低失业率、稳定商品价格，并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众多机遇。

当美国的政治家们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时，斯蒂格利茨则指出，贸易赤字代表了本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美国今天的高贸易赤字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储蓄为负和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自己的问题。

当知识产权和汇率成为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话题时，这位经济学家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不仅限制知识利用，而且人为地制造了垄断，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使社会成本加大；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因为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投入是创意，但专利会减少可用的创意。发达国家在面对相同问题时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使用强制许可证制止不当的市场行为。所以他建议中国考虑采用更多替代性的办法来面对知识产权的指责。在汇率问题上，斯蒂格利茨强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没有影响，目前若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中国经济绝对没有好处。

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人民币升值” 、“政府决策性失误”、“社会保障体系”、“国内消费拉动”到“房地产过热”等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斯蒂格利茨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俨然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与挑战并行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斯蒂格利茨的看法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在增长方式上，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也达到了每年8.4%，同时中国也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根据相关数据，并不是官方所说的3亿人，而是更多，通过30年的改革大约有5亿到6亿人脱离了贫困。此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

 “但是在成功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新的挑战。”一贯尖锐的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问题。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但是最新的数据也表明，还有更多的人转入了贫困，比我们预料的要多一些。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公平性也不断地体现出来。

他的依据是：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从0.29增长到0.47%，基尼系数越靠向1就越是不平等。美国是0.4，印度是0.31，日本是0.25。“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与美国发展的初期相比，不公平性会更加显著一些。”

在危机应对方面，斯蒂格利茨感叹，中国的表现如此之好，可谓是凯恩斯最好的学生，这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说，政府可以刺激经济，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干预市场，来促进市场的稳定和就业。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并没有摆脱危机，他认为，去年年末的增长将不会持续，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将使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必须准备好刺激政策退出的应对之策。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解释说，30年来，中国不断地针对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自己的增长模式，这种积极应变的精神和创新思想使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现在的经济环境和以前有所不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持续，也不能发挥过去所发挥的作用来促进增长。中国需要一场变革，必须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转向更多的国内需求，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持续。

他盛赞中国正在推行的新农村政策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也可以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扩大内需，“因为政府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和投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一旦国家加大了农村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就可以降低农民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并且实行农村免费制义务教育和减免农业税都有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

他直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是当务之急。

他建议，未来几年，中国应该逐渐脱离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型的经济，扩大尤其是研发、教育、保障性住房以及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针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于控制基层政府的政策导向。他说：“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出卖当作收入来源，这是造成非理性投资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应该从根源上控制投机的原动力，比如实行资本税的征收、银行对此类融资加大约束等。”

“中国还有很重要的路要走，但中国确实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最近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样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些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中国要从GDP转向人类发展指数

有两个行星划过了地球，一个行星问另外一个行星，你在担心什么？它说，我在担心人类。问话的行星说，你不用担心，因为环境的问题，人类不久就不存在了。斯蒂格利茨说，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人类需要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减排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说，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日益增大。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实际上，现在全球在争论，美国还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的位置，但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这带来很大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依赖能源进口。

他建议中国要采用广泛的标准衡量经济改革的成功，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健康、受教育程度等，而非GDP。

他的理由是：GDP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计量，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整体表现来说，存在许多缺陷，我们需要在GDP之外考虑能源的衰竭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计量手段。实际上，我们必须以一个全面的观点和指标来衡量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是否取得长效的、可持续的增长，我想应该像公司一样，制定一种国家发展的财务报表。我认为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更好的考量的标准。实际上，人类发展指数也是联合国发展署使用的一个指数。

他特别谈到了中国正在关注和推行的绿色GDP，认为这比传统标准的GDP更为全面一些，并强调说这是事关持续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大事。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要进行环境方面的征税，进行市场方面的激励措施，包括碳税和排放税或者循环税。斯蒂格利茨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备选方案。中国也可以对排放的许可进行拍卖，然后在拍卖过程中，所得的收入用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需求。“也就是说，通过拍卖这些排放的许可，可以对那些在过去有过污染的排放，现在取得很大改善的企业进行奖励，给他们更多物质上的激励。我想强调一下，仅仅征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监管法规和标准。

“看看过去30年的情况，再看看未来20年，我想，通过经济模式不断改变，可以带来更为和谐的中国社会。中国可以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过程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领导的作用，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期健康的增长。2020年之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当代经济学的巨匠

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天生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几乎遍及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他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尤其具有数学天赋。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后，他喜欢上了经济学。21岁本科毕业后，斯蒂格利茨直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两年后就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并创下了当时最年轻的博士获得者纪录。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2001年至今，斯蒂格利茨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总是不停地在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大学中来回迁徙，很少在一所大学任教五年以上。他先后执教过的大学有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他所著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讲义》、《经济学》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主讲的课程除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外，还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等。如今，他培养的数十名博士已在世界各地担任要职。因此，斯蒂格利茨也被认为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

为了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服务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他的经济理论遭到怀疑和排斥，政策建议直到卸任也没有受到重视。

1997年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又出任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身为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他却不断对该机构提出尖锐的批评，引起许多争议，2000年他被要求辞职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就这样斯蒂格利茨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重新开始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并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评委们对这位失败的官员回归学术界的欢迎。

然而，很多著名学者包括林毅夫认为，他早在1982年就该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对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萨缪尔森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显然，伟大的萨缪尔森认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还要伟大。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典礼上特别说明，在当年的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

他强烈地反对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主张建立体制转型与经济稳定增长统一的目标模式，强调政府对转型的主导作用及信息的重要性。他还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此外，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