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11月30日，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在天津举行。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家乔润令在论坛上指出，许多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城镇化进程，以致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最终出现“被套牢”的风险。

    乔润令认为，这种过度介入除了地方政府自身可能被城镇化“绑架”之外，也可能使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的新宅和公共设施大部分由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支付，户改之后政府要支付农民社保等费用、额外的城市管理成本以及政府补贴农民新居后的物业费用等。

    但以此方式推进城镇化，资金能否平衡完全依赖土地价格上涨，不可持续。同时，无论是现在的四川成都、重庆、天津还是浙江嘉兴模式，在操作过程中，周期都在3—5年时间。随着建设材料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要求提高，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各种城镇化模式普遍面临的挑战。

    此外，为吸引农民进城，地方政府多给予政策支持，如物业费减免、企业税费减免和返还、上级财政补贴等等，但这些优惠政策也不可能始终持续。

    “低成本是中国区域城镇化实践是否可行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乔润令呼吁，政府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农民，把更多的操作领域交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