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近些年来,我在有关城市化的专题研究中,提出双重二元结构的概念,并区分了狭义城乡一体化与广义城乡一体化。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以此建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动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基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但不只是农民工)两种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市分治、一市两策”,使外来人口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静态城乡二元结构与动态城乡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
我国静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基本特征是城乡分治,农民与市民身份不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平等,所尽的义务也不平等。这种以歧视农民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称之为静态城乡二元结构。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公共政策。静态城乡二元结构已持续50多年,现在正处于破除之中。
我国动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市场化改革后产生的,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其基本特征是城市内部分治,外来人口与本市人口身份不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平等,所尽的义务也不平等。这种以歧视外来人口为核心的二元结构,将外来人口排除在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形成了一种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动态的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称之为动态城乡二元结构,动态城乡二元结构从制度上歧视的对象是外来人口。动态城乡二元结构已持续30多年。
我国各个城市在空间结构上包括城区与郊区农村,在城市人口结构上,我国各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中主要有三大部分人群,一是本城市户口中的非农业人口,二是本城市户口中的农业人口,三是没有本城市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凡是有外来人口的城市和城镇都存在着双重二元结构,在外来人口大量集聚的大中城市,双重二元结构表现得尤为突出。双重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结构性障碍。
与双重城乡二元结构相适应,城乡一体化也有两种,即狭义城乡一体化与广义城乡一体化。我们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叫着狭义城乡一体化,把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又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叫着广义城乡一体化。狭义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城乡一体化,广义城乡一体化才是全面的城乡一体化。
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传统的静态城乡二元结构正在破除,而动态城乡二元结构在有的地方却日益强化。1950年代以来,我国各城市内部就开始存在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198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人口向城市流动迁居,受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一种区分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新的动态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发达地区各大中城市中的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相当突出,推进广义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更加繁重。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825.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3%。201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316.3万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约250万人。在北京市常住人口构成中,受传统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约250万人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口,而受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800多万人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远多于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态城乡二元结构的消极影响甚至超过静态城乡二元结构。全国其他各大城市都与北京一样,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的复杂问题。在北京市,推进狭义城乡一体化,就是着眼于1316.3万人的户籍人口,重点解决约250万农业户籍人口的平等市民待遇问题,让农业户籍人口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广义城乡一体化,就是着眼于2100多万常住人口,全面解决约250万农业户籍人口以及800多万外来人口的平等市民待遇问题,让农业户籍人口以及外来人口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都涉及到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一对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是对城乡关系的不同表达。城市化是全世界都在共同使用的概念,城市化将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城市化是针对农村社会来说的,城市化表达的城乡关系,就是将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城乡一体化将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其实质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与城市平等开放、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表达的城乡关系,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平等融合发展的过程。目前衡量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指标还不是“城乡一体化率”这一概念。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化可以强化城乡二元结构,阻滞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城市化也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传统城市化,第二种情况可以称为新型城市化。城市化重在经济发展,而城乡一体化重在制度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城市化就一定会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我国一些地方,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有的超过了80%,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十分突出。所以说,没有基于现代公平正义的制度变革,即使高度城市化了,也不可能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