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然而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经济参考报》11月4日）

        从世界发展史的角度看，逆城镇化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向大都市的小城镇、非大都市区或远方较小的都市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但显然，就我们的发展阶段而言，还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面对如此矛盾的局面，我们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分析原因、找准对策。归结起来，农民愿意到城市工作生活但不愿到城市落户，直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农地生活成本低，如房屋、土地价格低。二是农村户口的利益链条在增加和拉长。随着我国城乡面貌的不断改变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的变化，附着在农村房屋、农地以及农村户口等上面的利益越来越大，如农业补贴、农地潜在价值或现有价值已经大幅提升。三是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一些城市户口含金量的成色不足或不断下降。比如，大城市就业环境改善不大、城市宜居度还不高，相反生活压力却日渐增大等等。

        也就是说，农民愿意到城市工作生活但不愿到城市落户，甚至出现所谓的“逆城市化”，是由于目前我们的城市对农民的承接力、吸引力不足造成的。这给我们的启示或者说警示就是，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城镇化目标，让农民愿意积极到城市落户，关键就在于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而非简单的制定一个城镇化规划。

        另一方面，在取消城乡户口区别，让农村人口自然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也可探索让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真正让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后融合的新居民，在各方面的权益和待遇，都真正地合二为一，没有高低优劣区别。而这不但是考验有关部门对促进农民进城和城镇化的决心和勇气，更是相关工作部门和政府施政智慧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