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全国统一，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直至取消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城市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都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了巨额红利。

　　改革经验表明，只要户籍含金量下降，其对劳动力市场活跃度的影响就会减少。改革初期，户籍含金量的差别突出表现在城乡差距上，如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在运行中所焕发出来的活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村户籍的含金量，也使得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城郊地区和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地区农村户籍所隐含的分红收益等，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户籍的含金量差距。这样，在一个地区，特别是在省级区域范围内，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正逐步消除。劳动力在一省范围内的流动障碍实际上已经很小。

　　省域间户籍含金量的差别特别表现在教育公共服务上。各地大学录取率的差别，决定了北京、上海、天津等户籍（无论城乡）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子女上学在相当大程度上约束了部分应有的省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近年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限购、车辆限购等更是进一步抬高了一些地区的户籍含金量，成为全国劳动力流动的新障碍。

　　现实中，省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应届生毕业分配外，主要限于少数拥有高学历等的所谓高级专门人才。但是，一个大城市的正常运转，需要有良好的人口生态，不仅要有金领、白领，也要有大量蓝领。否则，大城市生活不见得会更美好。相反，各种不便之处就会出现。

　　户籍含金量的真正减少，才能促进全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需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步伐。无疑，这会增加大量支出。全国社保一体化无疑是改革的应有目标。但是，考虑到养老、医疗等体制改革的直接成本，改革一步到位需要巨额财政成本，决定了分步实施更加务实。在分步推进社保一体化改革的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可从影响省域间劳动力流动最突出的障碍——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入手。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制度调整，所耗财政资金数量远低于社保改革。以此为突破口，户籍制度的含金量将大幅度下降，由此带来的市场持续繁荣就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