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表示，我在几年前提“中国模式”的时候，跟国内一些学者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提的“中国模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而我说的“中国模式”则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一个客观的对象来理解，它有很多的经验，也面临很多的困局。现在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我更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

　　郑永年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欧洲道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毫无保护，结果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兴起，促使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福利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发展。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第三种就是成为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建立内需社会。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都有可能。但很显然，东亚道路比较理想。”郑永年说，面对新的形势，中国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