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有两个问题需改革

　　城镇化是一项深刻的改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建设问题，最主要的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回事。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视剧《闯关东》。山东人到了东北，没有城乡户口限制，愿意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愿意下农村就下农村，到处都可以搬家。这样，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东北城镇建设就初具规模了，东北的农地被大量开发出来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始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城镇户口、农村户口一分为二，居民不能够自由流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的状况。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体制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改，只是略有松动；户口制度没有改，也是略有松动而已。比如，允许农民流动，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自主找工作等，但体制没有变化，所以形成了今天这种现象：农民进城打工30年了，还是农村户口，融入不了城市社会。因此，城镇化主要应考虑体制改革问题，不能认为城镇化就是扩宽马路、增加居住人口。与城市配套的设施是需要建设的，但重点应是体制改革。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制度怎么改革。户口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叫积分制，这是上海首先创造的。上海是制造业的中心，可是上海制造业的工人都是从外地流到上海的农民，解放前上海就是这种情况。但与现在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民工进入上海工作后就变成了上海人，现在则没有变成上海人，他们还保留原来的户籍，妻子、孩子不能融入上海城市社会。现在上海一些大制造厂和很有名气的企业的骨干工人、技术工人，甚至班组长都是农民工。最近几年发生了变化，江苏、浙江一带在拼命发展工业，但缺乏熟练技工、骨干工人，就到上海去挖人。招聘方对在上海工作的技工们说：你上我们这儿来，保证给你马上解决老婆孩子和你本人的城市户口问题。这样，上海方面就紧张了，如果这批骨干工人、技工都流走了，上海制造业效率就会大大下降，所以上海市政府研究的结果是搞出了积分制。学历怎么计算、工龄怎么计算、在工厂的表现如何，都给农民工打分，分数够了，全家就可以转为上海户口了。这就把农民工的情绪稳定了，人心也安定下来了。所以，积分制这一经验在特大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起了作用的。特大型城市，包括某些省会城市，都可以采取积分制。另外的人怎么办？要走就近城镇化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新社区同样有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应当对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充分的认识。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率一度下来了，当时有人担心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工作了，又不愿意回去，该怎么办？我当时在西欧，西欧经济学家跟我座谈时问我：“在我们西欧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都一样，只要每年有2%至3%的增长率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认为不会发生就业方面的危机。你们为什么非要9%不可，现在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率，全国为什么会惊慌？我们不懂。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率在我们看来很好，你们为什么不满足呢？”我当时跟他们讲，中国国情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工业化已经200多年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的农民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自己的农村住宅，交通很便利，而且农村家家都有小汽车，同城市的社会保障也都一样，农民现在不愿意进城，进城是他爷爷、曾祖父一辈的事情，所以你们没有从农村涌来的劳动力的压力。你们的人口增长率接近于零，每年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数和退休职工人数是一样的，可以填补空缺。如果经济增长2%至3%，东欧和北非来的移民就可以就业了，社会也可以安定下来。而中国大量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没有较高的增长率怎么会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就业是靠新增的就业岗位来实现的，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哪来那么多新工作岗位？而且就业靠就业扩大，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就业乘数原理。因为一批人就业后，就有了收入，他花掉收入别人就可以就业了；别人有了收入又花掉，更多人就业了，就业是一轮一轮扩大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就业问题。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的结构非常重要，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首先依靠教育制度的调整。技术是不断创新的，比如现代农民工出来找工作，人们会问他们，你会电脑吗？20年前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现在会问，因为知识结构变了。现在好多地方还问农民工，你会简单的外语吗？20年前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就看有没有体力。农民工会什么技术，现在问得很细。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