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污染严重则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症结。根据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74个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仅有3个达到了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他71个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超标的情况。

　　我国煤炭消费量巨大，约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50%，而煤炭燃烧所产生的废气则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煤炭能源能否高效利用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顺利从粗放转向集约，也关系到我国的空气质量能否得到有效改善。近日，由盘古智库与北京国能中电能源有限公司合作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方向——煤炭清洁利用》报告发布。该报告认为，作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煤炭的粗放型开发利用模式给我国环境生态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报告的发布会上，北京国能中电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环保部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白云峰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和煤炭消费国，煤炭消费约占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68%。正是由于我国的这种资源禀赋特征和产业结构现状，使得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寻求一种高效、洁净的能源利用方式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煤炭的清洁利用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落脚点。

　　提高“指标”是直接手段

　　目前，燃煤热能是我国工业、城市供电以及北方冬季取暖的主要资源。利用燃煤热能的行业在我国工业总行业中的比例达到了80%。不过，在燃煤过程中产生的氮氧化物、硫化物、粉尘等都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12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217.9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2404.3万吨。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来自于燃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消耗了全国煤炭的43%。

　　但我国目前对于煤炭的替代能源储备不足，短期内也难以大规模使用，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燃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通过提高燃煤大气污染治理标准来控制燃煤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最直接的办法。

　　事实上，我国对微细颗粒物排放的控制已经越来越严格，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首次增设了PM2.5浓度限值。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12%、13%、10%。正是由于这些排放指标日益严格，使得“近零排放”这一概念随之产生。所谓“近零排放”是指通过综合治理，使火力发电厂各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或低于燃气电站排放指标，同时利用系统的协同脱除效应，大幅减少PM2.5微粒、汞、SO3的排放和脱硫石膏雨现象。这对于我国在以煤炭为基础能源无法改变的客观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意义重大。

　　治本还需综合配套措施

　　白云峰认为，我国向煤炭清洁利用的转型，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我国应建立经济上可承受的清洁煤能源系统，形成技术升级的基础。同时，还应建立新一代清洁煤能源技术研发基地和综合性清洁煤能源创新产业园，形成技术研发、工程化研究和示范紧密结合的国家级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而从中期来看，解决能源困境及控制污染必须通过提高中国煤炭的集中度来予以解决。美国的煤炭集中度达到80%，日本甚至达到了90%的水平，但中国还不及50%。这也是中国大气污染控制难度大、见效慢的原因之一。通过提高燃煤集中度，能够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同时减小环境治理压力，实现绿色经济。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则认为，促进我国煤炭的清洁利用除了坚持创新驱动外，还应在资金、税收、财政等多方面发挥正向激励作用，使得这些措施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在政府层面，应该做好污染防控标准的制定，并严格执法。政府应该加快制定和修订煤炭行业排放标准、开采规范、供热计量标准等，完善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健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促进各地区结合实际出台地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规章。

　　“环境是治理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在污染的治理上。”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表示，煤炭清洁利用是一项复杂持久的工程，应由政府引导，同时加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体作用。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使低碳化、清洁化利用真正落实在煤炭行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不断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才可以破解目前我国的燃“煤”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