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6月，中国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是上半年国内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也是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成果。

     与以往相较，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更具有独特价值与意义。这两处世界遗产“体量”都非常庞大。大运河申遗部分总长度1011公里，涉及河道遗产27处，相关遗产58处。丝绸之路申遗段落全长5000公里，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在我国有22个遗产点。将这么多遗产点打包在申遗项目之中，涉及非常复杂繁琐的论证、规划与保护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申遗水平的提升。

     两处世界遗产均涉及多地合作乃至多国合作，其中大运河项目涉及国内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丝绸之路项目涉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以及国内的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跨地区、跨国家携手申遗，既考验多地、多国的协调能力，也展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能力的提高。

    这也表明，国内申遗工作正在回归理性，越来越少受到功利化的影响。这些年来，国内各地兴起“申遗热”，背后不无地方政绩的考量以及发展旅游经济的逐利冲动。相形之下，大运河、丝绸之路立意更高、申遗目的更纯粹，其项目特点也决定了未来的保护责任可能远高于实际经济效益。如何对待申遗后的大运河、丝绸之路，将考验着项目沿线地方政府的文化保护意识及其能力。

    如果说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体现了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那么今年发生的香格里拉大火、大理古城征收古城维护费等事件，则让人看到了国内文物保护仍存在着隐忧。

    今年1月，一场严重火灾让“月光城”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损失惨重，多个民居、客栈、店铺被毁。此外，丽江古城、贵州报京侗寨等一些旅游热点古城、古寨，今年也接连发生火灾事故。

    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大抵是造成火灾事故的幕后“杀手”。旅游业给当地带来了收入，其积极意义不必多说，但在发展旅游经济过程中，若不能充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人文生态均衡，无异是涸泽而渔。近日，国家文物局就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倾向提出了警示，要求严控周边新建项目。

    地方政府管理过于简单粗暴，也对文化遗产保护构成了不小伤害。如在云南大理，5年前当地就提出征收古城维护费的设想，结果遭到民众和商户极力反对。今年5月，大理再次将此提上议程。在7月1日起施行的《大理市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办法》中，则已明确规定古城保护管理局的主要职责之一为“依法征收和管理古城维护费”，收费对象为商户。

    收费从来就不是管理的最好办法，更不用说能对古城保护起到多少作用。商户依法纳税，就是对古城保护履行了职责，税外再行收费，非但增加商户负担，而且名不正、言不顺，实属与民争利之举。古城保护管理局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护而非管理，如果日常工作重点成了收费，不仅极易形成部门利益化，也很难想象其还能有多少积极性去履行古城保护职责。

    在一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地方，还应学会如何妥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这一课。（作者为知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