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政策与传统行政命令的区别，就是重大政策出台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细的模拟之上，使政策的社会总收益大于总成本。北京市就公交地铁票制票价调整向社会征求意见，通过决策公开保证了公共事务管理科学精细，外界普遍给予好评，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方向

　　近日，北京市就公交地铁票制票价调整向社会征求意见，表示将根据社会建议，统筹考虑首都城市性质、人口资源环境及特大型城市交通发展规律等因素，研究提出公共交通票价调整方案，并适时提交价格听证。几天来，市民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数千条意见，有关部门也公布了一些代表性意见。截至目前，这次价格调整引起各方关注，外界普遍给予好评。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其公开决策过程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方向。

　　首先，此次调整搭建了利益相关方协商治理平台。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类群体的利益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利益诉求有时呈原子化分布。如何协调好利益差异乃至冲突，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具体到此次北京公交价格调整，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补贴成本由北京户籍市民负担，但收益由所有在京停留的瞬间人口共享，从而造成权利义务不公平负担，也导致北京市财政的补贴压力。另一焦点是，究竟该补贴供方如公交集团、地铁公司，还是补贴乘客需方，哪种效率更高。在复杂问题面前，负责任的政府不会轻下决断，而应搭建理性协商对话平台。通过不断开展公共对话，使矛盾诸方能了解彼此立场，把私利提升为公益。

　　我们看到，短短数天时间，有关意见已分化成“维持现状”、“有限涨价”、“大幅涨价”和“继续降价”四类，可见诉求之多元。有争论并不是坏事，促成对话本身也不是最终目的。理想状态是让利益相关方都能充分展现观点，使政策难点愈辩愈明。通过协商引导各方都来关注和分担城市治理责任，既不让政府一家包打天下，也不让单一群体受损，这是协商治理的题中之意。

　　其次，引导公众参与有助实现社会风险关口前移。任何社会风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渐进的。政府应尽早监测和评估潜在风险，防止社会矛盾演变为社会冲突。不论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或是交通、物价，都与普通民众利益息息相关，一旦处理不好可能引发社会冲突。

　　普通民众对公共交通价格调整极为敏感。不论是征求民意还是价格听证，其重要作用是进行社会风险评估，通过关口前移来实现精准监测和精确分析，了解不同群体对价格改革的意见分布、具体诉求和承受能力，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预防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征求民意有助形成支持价格调整的政策联盟和舆论氛围，在必要情势下可争取民众支持来提升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讨论纷争。

　　再次，决策公开才能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科学精细。现代公共政策与传统行政命令的区别，就是重大政策出台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细的模拟之上，使政策的社会总收益大于总成本。过去，各国公共服务提供中常犯的错误是“一刀切”，用行政手段压低服务价格，甚至是向全体国民免费提供，容易带来过度使用的“道德风险”，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这方面，一些北欧国家的高福利高税负导致养懒人，“全民免费医疗”和“全民免费养老”使得公共资源不堪重负都是现实教训。而建立在广泛调研之上的公共事务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则能够使收益大于成本。本次征求意见中，不少市民除对是否调价发表看法外，还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方案。如究竟采取单一票价还是累进票价；如何巧妙地设计补贴制度；怎样优化进站安检等配套服务设施等。凡此种种，都是精细化管理的具体内容，也是征求民意的重要成果。

　　当然，从政府治理现代化角度来说，应当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比如，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对不同方案进行分析，得出不同政策选项利弊，便于民众更好开展比较讨论。或者，用一定规则鼓励持不同观点的群体推选或产生意见领袖，既能充分表达诉求，又可避免话语失真。此外，更多听取外来进京务工人员、郊区居民等群体意见，价格调整对其影响最直接敏感，决策者往往又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需要有倾向性的制度安排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