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法学院合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反垄断法。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免费是最贵的，这看似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要解释这个命题，先要把概念说清楚，什么叫“免费”，什么叫“最贵”，才可以自圆其说。衡量贵与便宜，用经济学的概念是用成本。什么是成本？成本就是放弃最大的代价。人要选择，选择A，你就不能做B。今天选择来听论坛，就不能去看电影、去玩。放弃的所有东西里面，最有价值的那一件就是你今天来这里的成本。

　　货币成本只是你放弃的东西里面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不只是看钱，还要看到其他看不到的部分。比如说线上购物，大家愿意在淘宝、天猫[微博]，还是在实体店里面买东西？淘宝里面买东西，东西便宜一点，代价是什么？时间太长，要去淘。天猫，质量有保证。去天猫买东西真的贵吗？要看你省的时间，与你多付的价钱哪样更贵。

　　无主资产价值大降

　　成本是放弃的最大代价，这是知识的准备。下面讲一个道路拥堵的故事。100多年前，一位大经济学家叫庇古。他写了一本名著。假设A点到B点有两条路，一条是高速公路，宽敞，速度快；一条是很差的路，坎坷，速度慢。从A点到B点，你们要去的话，会选择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自然选择高速公路。走高速公路的人就越来越多，路就开始拥堵了。到最后，走高速路跟低速路的速度一样慢了，等于没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庇古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随便上去，最后高速路不高速，整个社会就等于没有高速路所带来的福利了。高速路，物理上还存在，但经济意义上却消失了。所以，市场失败，政府应该管制，通过税收的办法，减少高速路的拥堵。

　　到了90年前，一个更伟大的经济学家奈特，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说庇古的分析不对。谁都可以上高速路的制度，恰恰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这条路有主人，有产权的保护。一旦这条路有一个主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市场失败，而是没有市场的结果。如果这条路有主人，他就会对路收费，转卖路权，使得拥堵程度恰如其分，最后停在这条路能创造最高的利润这点上，这时这条路就达到它最高的社会价值。

　　上路的人要付费，是不是亏了？没有亏。为什么？他觉得值得付费，因为相比走低速路节省的时间，创造的价值比走高速路付的路费要高，他才会选择走高速。

　　把这个道理一般化，就是一旦一个东西免费，或者说没有主人，谁都可以进去拿，它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或沦为没有价值。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租值耗散”。中国政府最近两三年，宣布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非经济学者，包括大多数媒体是怎么解释这个政策的？让利于民的好政策。若有经济学思维的会怎么想？这等于中国政府宣布节假日让高速公路沦为不是高速公路，是低速公路，甚至成为停车场，是受苦、受折磨的地方。

　　广州市民也不陌生，亚运会期间，地铁免费，造成的结果是地铁不是地铁。这都是成本很高的社会实验。实际上，就那几元钱的地铁票，但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秩序。穷人说，坐不起怎么办？如果免费了，这个时候，谁应该来坐车？让政府官员来评判，永远都没有答案。最后广州的做法是给补贴。

　　这就给出一个启示，若真的要帮助穷人，除了路免费、上学免费、房屋免费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把钱给他。给了钱以后，所有的免费都取消。穷人拿到钱，知道该用在哪里对他最好。这是值得思考的。

　　收费的两个功能

　　城市的拥堵问题，我的建议是收拥堵费。公共道路，如果要收费的话，穷人连上路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了。这是最常见的反映。很多人放弃一个基本的事实，从A点到B点，要达到这个服务，你需要原材料，包括车、司机、汽油等。很多人认为这就够了，忘了最重要的，还有什么？时间。除此之外，还要有路。他们认为路是不要钱的。但实际上，路是排他性的，为什么汽油要收钱，路就不应该收钱呢？现在是路不够，众人在争这个路的使用权。剩下来的问题是问，怎么分这个使用权，是认钱还是认人。计划经济和今天市场经济本质区别，大而言之，就是从一个认人的社会变成一个认钱的社会。

　　很多人说道路是公共品，这里要区分私用品跟公共品的概念。经济学对公共品和私用品有严格的区分。私用品是一个人用，别人不能用。一个苹果，你吃了，我不能吃，这是私用品。公共品是你用了，不影响别人的使用，最好的例子是音乐、故事的情节。灯塔、路灯、电视、语言、国防等也是。私用品和公共品可以由政府和私人提供。政府也可以提供鸡蛋，这是政府提供私用品。私人开一场演唱会，这是私人提供公共品。

　　道路其实是私用品，是一个人用，别人不能用，不然它就会拥堵。私用品政府提供的时候，仍然要收费，有什么作用？第一筛选需求，谁需要谁付钱。它的目的是防止这条路，防止这个资源变成不是资源，价值消失，变成浪费。第二个功能是核算成本，要计算这条桥是否合算，会不会成本太高。

　　道路是政府提供的私用品，应该收费，这跟大家原来的成见认为道路是公共品，要完全免费是不同的。实际上，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品，比如说电视转播，但他们是用别的方式收费，比如用广告来捆绑对冲。

　　关于道路收费，常听到的有十点反对意见：

　　第一，道路属于公共品，上面已经批驳了。

　　第二，收了费的钱用到哪里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钱用到哪里去不要紧，你可以去监督。但是用到哪里去，不是这条路应不应该收费的问题。哪怕收到的钱被拿去喝茅台了，这条路还是应该收费。如果不收费，连这条“路”也没有了。官员喝茅台是错，如果这条路不收费，“路”就没有了，这是错上加错，更加不对。

　　第三，有人说关键是官车太多了。道路收费不解决官车多少的问题。因为这条路怎么用的问题跟政府权力有多大是两个问题。

　　第四，有人说一旦收费，官员可以不计成本。对吗？其实官员也计成本。今天的酒店是收费的，酒店、餐厅、豪华宴，官员是消费的，但不见得官员是不计成本的。

　　第五，有人说关键是城市规划不合理，先把城市道路规划好。规划是无止境的，但收费是兜底的做法。

　　第六，有人说上路是刚需，一定要上。从来没有什么“刚需”，从广州地铁的例子可以看出，上路是需求，怎么区分和筛选？用价格。

　　第七，有人说收费不增加道路，只有这么多道路。对不对？不对，收费之后，你不愿付费上路，实际上道路就让出来了，增加了供给。

　　第八，马路收费，会增加其他出行方式的收费。这是对的，那其他出行方式也加价，出租车先涨价，人们就涌去地铁，地铁再涨价。人们再去选择公交车，公交车再涨价，人们就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等级。

　　第九，纳税人已经付钱修路了，不应再付一次。这恰恰是道路拥堵时需要收费的原因。付钱修了路，如何让路不变成停车场？用者付费。

　　第十，道路已经收回成本了。这时仍旧需要有人收费，道理同上面一样，况且，维修道路仍需要投入，让使用者承担这种投入是对的。

　　上面详细讲了为什么免费是最贵的，因为免费使资源的价值变小或完全没有了，最后连路也没有了，再接下来更没有人愿意投资修路了，出行更困难，这才是更“贵”的。

　　质问“不患寡而患不均”

　　接下来讲福利。常听到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没有人质问过这句话，真的如此吗？我不相信。今天参加讲座的人，你们住在广州，广州是大城市，大城市的不均就比其他城市严重，如果你真的那么“患不均”的话，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在一个遥远的山沟里面，那里的富人、穷人的差别很小。你愿不愿说你“不患寡”而跑到那个山沟里去？

　　华尔街报道做过一个专题，回顾上个世纪，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最富裕的穷人在美国》。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美国最穷的人，要比过去整个世纪的人都活得好。许多人有电视，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微波炉、电话。最有意思的是这段数字：84%的美国穷人认为自己温饱没有问题，大多数穷人孩子承受的一个问题就是营养过剩。他们长大后，比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平均高1英寸、重10磅。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今天有许多学者、知识分子抱怨，一辈子替房地产商打工，工资都被高房价压榨了。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其实，是我们多年的努力赢得了一个比以前好多了的住房条件。改革开放之前，房子贵不贵？贵多了，因为压根就没有，有钱也买不到。这么看才符合经济学上“成本”的概念。

　　所以免费才是贵的。当年福利分房很贵，为什么很贵？要工作很多年之后才可以分到房子，要论资排辈，要走后门，要跟别人共用厨房、洗手间。今天呢？今天虽然买房子难，负担重，但是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跟几十年前的房子都不一样，基础设施好，还有配套的医院、学校等。

　　欧美为什么发展成今天？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剥削，掠夺，抢人家的。殖民者抢了人家很多东西，所以今天变得这么富裕。很明显是不对的。非洲一些国家从来没有被人抢过的，埃塞俄比亚、海地，这些国家怎么样？非洲被人“抢”的最多的是南非，怎么样？香港怎么样？何况也没那么多可抢的。不是剥削，也不是简单的投资，投来投去，左口袋右口袋还是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创新，最基本的创新是制度创新，公司制度、企业股份制度，它解决了一个问题，许多陌生人可以把钱凑在一起，而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当年荷兰人发明出来的有限责任制，把钱凑起来，赚钱了，大家就分红利。如果破产了，就不用还钱了。这制度听上去有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好处，许多不认识的人可以来凑钱办公司，办企业。西方的股份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到今天为止，美国股份制企业贡献了3/4的G D P。

　　福利和效率来自市场经济

　　再回过头来看福利。这里介绍一本书，书名叫《白人的负担》，作者是威廉·伊斯特利，在世界银行[微博]工作16年，他回过头写了这本书，检讨世行的扶贫政策。世界银行是商业银行吗？它是一个福利机构，专门帮穷人的，致力于帮穷人，它的业绩怎么样？成功还是不成功？威廉·伊斯特利说：“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23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类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500万儿童免予夭折。”这是扶贫的问题，扶贫的效率非常低，做慈善的成本很高。

　　“然而，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个国家却能设法让900万册《哈里·波特》送到读者手中，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而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一边是救命的事情，结果做得很糟糕；另一边是纯粹的娱乐，却非常有效。怎么会这样？那就是效率，就是商业市场的结果。浅白的答案是，欧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统。深一层，是因为欧美搞市场经济，是逐利和竞争，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统。再深一层，是非洲尚未具备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说到底，是非洲多国的历史传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识、社会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歧见，深刻地妨碍了他们建立市场经济。

　　许多人热心公益，哪里有灾害，跑去捐水、捐物，但能去多久，待多久，去多远，能深入到毛细血管吗？你能去到的地方，带10瓶水，可能自己喝7瓶水。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当地的商业，谁服务穷人最多？商人和市场。

　　因此，免费才是最贵的，资源如何聚集起来创造和累积财富，才是重要的。我们身上享用的绝大多数福利，其实是来自于那些不关心我们的、来自于自私自利的人的努力、来自于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