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要体现六大新意，要落地，需要推进八项配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最终实现全覆盖。”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打破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最终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

    “要真正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延信说。

    这是几位专家在发展中国论坛(C D F)与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上就城镇化发展问题发表的观点。

    辜胜阻：

    城镇化最重要改革是公共服务全覆盖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体现六大新意，要落地，需要推进八项配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最终实现全覆盖。

    辜胜阻表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我将其总结为“3+X”。

    “3”是进城落户1亿人，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惠及1亿人，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1亿人。

    但是落户1亿人现在是件非常纠结的事情，大城市有人想落户，但进不来。最近有个调查表明，愿意到大城市落户，但是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的人占了50%。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的房价太高，他们进来以后也没办法融入大城市。如果让他们放弃农村户籍和上面含金量很高的待遇，可能连50%都不到。

    有人认为，中小城市可以起到代替作用，但是75%的人不愿意要这些城市的户口，因为这些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远不如农村户籍的含金量高。

    对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政府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推动公共服务和居住证制度，也就是这个“X”。

    “X”是对不能落户的常住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文明“城镇化最重要的改革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

    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这五个要素展开。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其核心和重点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业”要求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的稳定就业。

    “钱”从哪里来？国开行预测未来三年城镇化投融资需要25万亿元，财政部预测未来六年需要42万亿。地方政府靠卖地负债发展城镇化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金融创新，打开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融资的通道，提高公共供给的效率。

    “地”指的是集约使用土地，推进新一轮的土地改革。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要尽快建立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构建“高端靠市场、中端靠调节、低端靠保障”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供给体系，通过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房的供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做好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等多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辜胜阻认为，城镇化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已接近20%，后来由于无法解决就业和吃粮的问题出现了持续20年的逆城镇化运动。很多国家城镇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农村的贫困转移到城市，巴西和印度的贫民窟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要避免大城市病和人口过度膨胀。

    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体现六大新意。首先是新方向，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其次是新目标，要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再次是新模式，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四是新方式，粗放式高物耗方式向集约、低碳、绿色转变；第五是新路径，一方面通过城市群与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另一方面要实现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第六是新动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现产城融合。

    辜胜阻最后强调，新型城镇化要落地，需要推进八项配套改革，具体包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房地产管理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生态保护和大城市病治理等。

    赵晖：

    应允许城里人去村里购房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认为，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打破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最终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规划》成功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把握“村”的定位，应允许城里人去村里购买宅基地和房子，带动村镇发展和农户增收。

    “规划提出，在把城镇建设好的同时，农村也要建设好，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有局限性。因为城市跟农村本就是一回事。”赵晖说。

    赵晖进一步做出了解释，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都是人居住的地方。十八大报告提出未来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际上，城镇化是个表象，它是附带着来的结果。

    “城镇化是什么？是人居住地点的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是，一定要追求人居住地点的转移吗？这不是本质，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就是人口居住在城市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用人口衡量的话，农业人口越来越低，二三产业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期，这两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赵晖认为，未来“村”不能叫农村，村里住的不完全都是农民，应该是从事二三产业为主的人“我曾经到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村里访问过，在这些成熟的发达国家，村里从事农业的人都不到10%，90%以上的人都不从事农业劳动。”

    既然村和城市都是未来人口居住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提城镇化？赵晖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农民意识深厚，“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认为农业落后，恨不得早一天摆脱农业甚至消化农业，向往城市。”

    第二，我国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是不同的。“住在城里的人和住在村里的人待遇不同、环境不同，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问题，住在城里的就是生活水平高，把这个划等号了。”

    赵晖建议，长期来看，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革：

    首先，要彻底打破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最大的成本是住房，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北京市能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农民如果在村里有自己的房子，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北京周边农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子，有医院能看病，他们何必都往城里挤呢？

    第二，村里也应该让城里人去购买宅基地和房子，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资金带到农村，把农村建起来，带动村镇发展和农户增收。这些资金要建立受益者分配机制，政府拿一部分，村集体可以拿一部分，农民可以拿走剩下的那一部分。

    “这种机制实际就是目前城市建设机制。所谓土地财政，最根本是谁来买单？最终买单的都是每个买房的人。农村建设的机制，只能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来投入，但中央财政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远远赶不上城市社会资本投入。农村今天的建设机制就是改革开放前城市的建设机制。但是对去村里买房的人要有要求，进去买房可以，只能自住，不能倒卖。”

    赵晖最后说，要真正打消农民跟市民的根本区别，这是早晚要走的最终道路。

    黄延信：

    要实现人口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延信认为，要真正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是产权改革，城市要改革土地制度，冻结副省级以上城市的用地规模，调整产业布局，控制大城市发展。

    黄延信说，农民变市民，是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而生活方式改变要以生产方式转变为前提。

    “生产方式转变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就业方式能否转变，另一个是，收入来源能否发生变化。如果就业方式、收入来源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改变，就可以实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一个劳动者，他能够在一个地方实现稳定就业，有稳定收入，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落户。”

    黄延信对城镇化规划中转移人口到哪里落户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向农业人口全面放开没有吸引力的小城镇，这些地方农民不会去，真正要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城市和农村都要改革。”

    黄延信认为，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是产权改革，主要有四件事：

    第一，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后，不能没收他们的土地。

    第二，要赋予农民自建房屋的合法产权，允许城里人买农村的房子，但这跟小产权房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应该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确权，这件事不解决农民也不会进城，“虽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没有退出机制农民是不会白白让出宅基地的，人走了房子还在那闲着。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进城需要资金成本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第四，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的分配权。

    黄延信指出，人口转移的流向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这次《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其实，这些政策目标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实现，问题出在哪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建制镇到乡，行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就越多，最关键的是控制土地资源“各地政府都要把土地的规模搞大，中央提倡发展中小城市，但最后土地都没有了，还发展什么？没有土地，招商引资企业项目落不了地，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