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之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目标就是使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均，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也有利于经济的均衡增长。 　　本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依然是“提低、扩中、调高”。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国际治理的经验来看，其实，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提低，大家没有非议，比如提高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次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调高，当然调高也不是没有阻力，比如企业主和个人所得税缴纳者也都是有个人的看法和理由的；政府扩中的效果最不直接，因为扩中不是靠政府直接发钱，而是要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换句话说，如果农民工永远打短工，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专门技术，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农民工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成为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才能成为中等收入者。所以，扩中的效果比较慢。目前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特别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特别鼓励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其实都是“扩中”的有效措施。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大大低于客观标准测量的水平。这和中国普遍存在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是相吻合的。比如有的干部公开说自己不是中等收入者，只能算低收入者，埋怨自己“被中产”了。但是，我们也检索过几十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关于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结果，他们的国人对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都大大高于客观标准测量的水平。比如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客观上是60%，但是主观认同率却超过了70%。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由于中国人一方面不愿露富，另一方面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人对中等收入主观认同提高的速度也将远远慢于他们收入增长提高的速度。 　　即使在我国认同自己是中等收入者的群体，近来怨言也逐渐多了起来。一方面与房子有关，房价的确上涨太快，许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称自己成了“房奴”；另一方面与轿车有关，油价和停车费也迅速上涨，许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称自己准备弃车乘公交上下班。近年来全球都出现类似的中产阶级的忧虑。以往的经验是中产阶层的缩水与经济周期有关，经济上升期中产阶层的比例就高；经济下坡期中产阶层的比例就低。中国目前特有的高房价和高物价可能一方面造成中等收入群体的缩水，他们认为中等收入的客观标准要考虑房价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他们诉苦鱼肉不敢吃，大片不敢看。所谓挤压中间阶层，就是有可能客观上使得中等收入者在减少，主观上对中等收入者的认同率进一步下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除了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切实控制房价以外，中等收入者也可以自我释压。比如如何减少房奴？一般来说，你家房贷不超过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40%，就不是房奴；超过了40%才能称之为房奴。拒绝房奴，可以选择租房。以北京市为例，目前租售比已经达到1：600-1：1000，租房肯定比买房合算。所谓租售比是指每个月的月租与房屋总价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1：300。租售比在1：300以内，中等收入者买房合适；而租售比在1：300以外，中等收入者租房合适。如果把买房作为住有所居的唯一选项，那就比较麻烦了。 　　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有三个源：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花得好。政府如何稳定和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重点有四个：一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士，形成一个高效的职业社会；二是鼓励大家创业，打破垄断，减少巨富，让更多专业人士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三是着眼于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提高他们在个人工资谈判过程中用脚投票的能力；四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提高普通工人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用手投票的能力。除了这些重点以外，还可以考虑对中等收入群体适当减税。减税的焦点也不一定是非提高起征点不可，也可以在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考虑适度降低各档的税率。 　　中国未来要加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一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府不是唯一的责任主体，劳动者不能只是“等靠要”，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另一方面要不断创造，未来创造比制造更加重要。二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能让财富成为群众的负担，不让中等收入者成为房奴。三是我们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现阶段只有完善分好“蛋糕”的制度建设，才能进一步提高做大“蛋糕”的积极性。四是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要缩小现阶段的各种不合理收入差距，比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平均主义思想不能抬头，历史已经证明，绝对平均也是很不公平的。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