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接续增长动力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

    行稳致远：DRC解读李克强辽宁讲话（3）·调结构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辽宁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要围绕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等要求，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及时拨付预算资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创新政策性投融资机制，支持保障房建设特别是棚户区改造；加快中西部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新兴业态发展，补上服务业这个“短板”，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对此进行解读。他认为，今后中国培育新接续增长动力，必须着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放宽准入、鼓励创业、创新和试错，并根据实践进展情况，配套以相关监管措施，促进服务业发展。

    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李克强总理关于结构调整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讲话透露出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信息？

    刘培林：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是今年下一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个人特别关注其中的两点。

    第一，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我国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又经过了三年的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得到进一步提升。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追赶的潜力又进一步缩小了。因此，今后培育新接续增长动力，必须着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所以，总理讲话中，既强调调结构在短期内稳增长的作用，更强调调结构在培育具有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方面的效果。

    第二，我还关注总理所讲的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新兴业态发展，补上服务业这个“短板”，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这和上一点是呼应的。按照经济追赶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阶段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逐步超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实际上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既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推动的服务业相对价格快速上涨的作用，更离不开服务业真实生产率提升。可以说后者是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促进服务业发展，除了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外，更重要的就是促进创新，特别是新业态的发展。服务业较之制造业而言，创新活动更容易模仿，所以，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几乎可以立即在中国落地开花，并凭借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而迅速壮大。此外，我国也完全有可能在创造新业态、开创新模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发达国家。所以，应当通过放宽准入、鼓励尝试和创新，并根据实践进展情况，配套以相关的监管措施，促进服务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提升。

    中国经济时报：近几年来，中国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调结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中国将继续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要有利于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未来可能在哪些方面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刘培林：上面我谈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谈谈关于结构调整问题。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促进转型升级，这是一项具有长期意义的任务，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另一个就是化解过剩产能。这既是短期的燃眉之急，也是具有长期意义的任务。通常大家对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期性认识还不足。下面我由短期到长期依次分析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

    化解过剩产能，是消除短期宏观经济风险、把社会的流动性解放出来并重新配置于新的生产率更高、市场前景更好的行业和部门的必由之路。就目前阶段的情况看，化解过剩产能，可以考虑在供给侧做减法，也可以考虑在需求侧做加法，即开拓那些发展阶段比我国低的发展中国家对大宗制造品的需求空间。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进入到相对成熟的较高发展阶段、大部分要素都充分具备的条件下，一个社会持续的转型升级，往往意味着创造性破坏，产业有兴替，企业有兴衰，所以，社会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机制，保证被淘汰的产业和企业比较顺畅地退出。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退出是小规模过剩产能的退出，不同于目前的所要化解的大规模的过剩产能，但是在机制上有共通之处。所以，化解产能过剩，不仅仅是当前的任务，也是“培育和形成更具长远竞争力的新增长点”所要求的前提性机制之一。

    有限的资金要用到刀刃上

    中国经济时报：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各地争先恐后加大投资力度，上马了一大批项目。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围绕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等要求，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及时拨付预算资金。”中央政府将鼓励地方投资哪些类型的项目，这种导向对地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培林：我国虽然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尤其是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可比发展阶段的相对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未来尚有一定发展空间，全国范围内的设备水平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总理指出的“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等”，就是这些领域的发展空间所在。比如，改造棚户区，可以消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再比如，通过推进城镇化吸纳更多人口，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又如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应该按照这样的导向和要求来安排重点项目，而不应该在过剩产能领域继续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时报：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对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培林：现代农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以往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地造成一定的污染，实际上相当于减少了有效耕地面积；今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会占用一定耕地；农业生产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等形势日益严峻；农业部门要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料；目前农业部门中相当大部分的从业人员，也需要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中。所有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指向提升农业生产率。这就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所在。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也更加成熟。我国物质资本更加雄厚，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更好；农业科研投入和财政支农资金规模，保持在可观的水平上。这些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除此我想强调的是，现代农业，离不开一支现代农业劳动力队伍。这样一支队伍，并非我们习惯思维中所默认的、靠祖祖辈辈经验传递而务农的劳动力，而应该是受过系统的农业耕作训练、懂得农业经营的队伍。形成这样的队伍，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或者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搞高水平的合作社；或者通过引入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或者为具备专业知识、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愿望的城市劳动力，比如大学生，提供从事农业的机会。这就涉及到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和生产经营体制的适度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