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虑去留问题，所以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大家议论又比较多，是和当前北京“大城市病”的表现比较严重，引起人们更多关注有关系。从大城市病要反思我们城市化建设中的教训。比如，当时关于北京是不是要发展小轿车，争论比较大。当年北京社科院就有专家坚决反对在北京无限制地使用小轿车。因为交通拥挤以及造成的污染，在当时已经比较清楚了。可是，因为市场经济追求最快的速度，追求财富最大化，对污染问题重视不够，所以最终北京市还是没有对使用小轿车加以限制。但是认为汽车产业会带动一系列产业和就业，带动GDP的增长，带动一系列政绩，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市场经济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大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来自利益驱动，只采取一般性政策都是挡不住的。城市一圈一圈地“摊大饼”，是市场经济自发发展必然带来的后果。从眼前来讲，越是在城市边缘投资，越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这里面利益驱动的因素越来越大，因为成本低、眼前效益高，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最大的驱动性就是利益驱动，它是马上见效的，马上得利的。为了避免市场经济自发性带来的弊端，我们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力量，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的问题。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在城市化的发展中，必须有一个长远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用规划的指导作用抑制市场自发性给人类未来造成的损失，减少这些自发性对人类发展造成的伤害。眼前，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现在是应该反思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有哪些短期行为，有哪些缺乏理性思考和措施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付出更大的代价了。否则，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是对我们的后代不负责任。
　　建设大北京城市群是一个重要的对策。不能孤立地从大城市本身考虑克服“城市病”问题。在发展大城市的同时要考虑城市群的发展，现在大北京地区就是一个大北京城市群，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形成一个群体，各个城市是互补的关系。城市规划就不能光从北京城市自身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城市群来规划，而且这个规划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规划，通过立法抑制市场经济自发性产生的偏离。否则，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最后承担代价的就是我们的后代。所以，我认为，去和留的争论，背后反映着更深刻的社会发展规划问题。
　　另外，城乡一体化要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路考虑。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把现在城市的东西都搬到农村，那就把污染也搬到农村了。应该是在农村直接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因为大城市里搞第三次工业革命，得把旧东西拆掉，但农村刚刚开始城市化，要让新建的就是环保的，一开始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发展的产业一开始就考虑污染问题，比如在发展农业的时候，也大力发展畜牧业，尽量多使用有机肥料，也尽量少用农药。工业加工一开始就引进环保技术、环保材料。新建楼房一开始就考虑太阳能发电问题。另外，还可以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人力、物力、财力为什么要集聚呢？因为它会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而现在信息化可以让我们在空间上分散，不用聚集到一起。城市化不一定完全是人口在空间的聚集、也不一定是产业在空间的聚集。可能还是保持农村的那种生态环境，分散的居住，分散的活动，分散的生产，但是依靠现代交通、现代信息化等手段把分散的资源聚集起来，这也是聚集，只不过不是空间的聚集，而是发挥产业链的聚集作用，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聚集形态。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思路。总之，必须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方式解决城市化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普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理念的社会学习活动。没有一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思维方式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大城市病”和城乡一体化问题都解决不了。这需要向全体人民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普及。希望城市化杂志也能多刊登宣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介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念，引起广泛的讨论。

　　蔡义鸿：马院长，我接个话题。我今天早上听到新闻，我们国家还会在新能源和新兴产业方面加大投入，一个是在中西部地区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侧重于新能源等方面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主的投资。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走偏了。其实我们很多政府官员也好，企业也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误区，就是没有认识到投资未来发展方向正确的产业，可能获利速度稍微慢一点，但风险很低，因为它是可持续的，未来的获利前景是稳定的。第二关于就业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觉得搞节能环保就会减少就业了，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对的。对于您讲到的自下而上的普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开展自上而下的知识普及，以提升各级政府官员的观念转化。其实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重振制造业，应该说这是美国看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环境的低污染和广阔的市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