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上海是对环境恶化的忧虑表达
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和委员因为“北京雾霾越发严重”,再次建议将首都迁离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有关上海成为备选城市的非官方消息,在新浪微博上周讨论量超过20万次,天涯社区一则关于迁都上海的帖子点击量则超过4万次。
从看网上观点判断,上海网民对首都之名并不感冒,分别从历史、环境、文化、政治、战略等角度予以反驳,网友“24小时综艺魂安卉”说:我只是希望北京对待环境问题能够积极,而不是想让首都是干净的,而直接搬到别的城市。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关于“北京迁都”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2008年2月,有学者撰写长文《中国迁都动议》,提出“一国三都”构想,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北京则作为文化科技首都。这一构想,可说是“迁都上海说”的一大学术铺垫。
尽管迁都传闻没有任何官方表态,但借势两会,仍然掀起千层浪。支持迁都上海的声音较弱,迁都中原、西南乃至西北的呼声却大有市场。有媒体附议,“迁都有利于带动我国另一个地区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均衡发展”,并煞有其事列出几大候选城市名单。对此,有网络时评批评,不能将“迁都”当成干私活儿,“更不能将迁都当成刺激本地经济的一个廉价发动机”。
“你们考虑过天安门和故宫的感受么?”《河南商报》梳理三十多年的“迁都口水仗”,最后转引河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国的表态,迁都说像“八卦”,“一个国家的首都需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交通、科技的中心。因此,即便行政机构搬到新地点,也未必能发挥出首都所应起到的效应。毕竟,首都的地位、形成,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
此前,一份《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曾引发各方热议,报告指出北京的生态问题成为城市升级的最大短板,“已接近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可以说,迁都之说卷土重来,“是现实逼出来的”,触动国民神经的,是首都目前遭遇环境恶化的现实威胁,“实际上是表达出社会对北京生态环境的关切和忧虑”。
迁都论倡导者、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北京确实不堪重负”,“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把功能分散出去,把其中重要的政治中心分出去”。也有媒体人指出,只要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提下,“当今中国迁都,不是没有可能”。
在网络上,当然也不乏北京网友支持将首都迁走,个中情绪更多是无奈。如果单纯因为雾霾就把首都迁走,那将是中国政府治霾无力、逃避责任的软弱表现,也与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的严正表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背道而驰。
在评论员范子军看来,现在京城成为雾霾重灾区,再度引发“迁都”的声音,某种意义上不啻另类鞭策。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出“迁都”决策向雾霾示弱,而只有正视问题,主动迎战,拿出更有力的对策,尽快突破重重“霾伏”。
勿用“虚荣”抹杀追梦的汗水和辛酸
“留下,需要面对的是更激烈的竞争、不甚舒适的生活环境;逃离,或许也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坚守北上广,还是回家乡?对于社会转型期里的中国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攸关现实和理想、青春和奋斗的现实问题。全国两会期间,被习近平称赞“瘦身成功”的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著名主持人曹可凡,一句“回去大家说你混不下去回来,没面子”被舆论解读为“坚守北上广的部分人是‘虚荣心’作祟”,掀起一片波澜。
不得不说,不少媒体在转发这则新闻时提炼出的“虚荣心”之说有“标题党”之嫌,毕竟曹可凡也还提到了,“应该给年轻人梦想,鼓励他们追梦,允许他们失败”。但其中折射出的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沪上网友认为“虚荣说”不无道理。
值得关注的是,网易新闻客户端第一时间推出了民意投票,对于“部分坚守北上广皆虚荣”的说法,赞成者(22%)与反对者(19%)的数量比例不相上下,而有59%的受调查者(超三万人)将票投给了“反思资源为何如此集中”。
湖南红网有评论指出,正是城市发展不均衡惹的祸催生了“北上广”这个尴尬的名词。中心城市的巨大吸引力,源自于国家发展策略倾斜的巨大生机和优渥资源,“只有尽快缩小所谓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避免大的过大,小的过小的马太效应,实现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根本解决“北上广”的尴尬。
不安的青春遭遇变革的时代,难免萌生悸动与迷茫。除了经济发展不均衡这个根本原因,中小城市庸俗又传统的熟人社会,也是造成外来年轻人愿意涌进一线大城市的巨大外因。因为习惯大城市的公平制度、规范行政,因为不认同“关系大于能力”的小城观念,不少曾经高呼“逃离北上广”的人又默默选择“逃回”。有评论一针见血,“这也是一种用脚的投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一种无声却最有力的呐喊。”
城市化撕扯着乡土温情,带来乡愁与阻隔,却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新快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北上广的人,生存艰辛的痛感要甚于虚无缥缈的虚荣感”。同样,评论员邓海建情真意切地撰文:没有人可以霸在五光十色的都市,却要年轻人回去厮守乡愁。尊重那些哪怕是晃荡在北上广的青春吧,就像尊重曾经跌跌撞撞的我们。
零容忍“霸王条款”:让法规成为最大行规
今年“3.15”,中国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偏袒”消费者的新法,一些饱受诟病的“霸王条款”也被叫停。而在“3.15”前夕,上海工商部门对商业购物、旅游、衣物清洗、预付卡消费等四个行业的合同格式条款开展了专项检查和清理,率先正式叫停“特价商品概不退还”、“卡内金额过期作废”、“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20条“霸王条款”,引得舆论好评。
作为现行潜规则,“霸王条款”分布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侵权方式变化快,实际上是不法经营者通过践踏顾客合法权益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法经营者的逐利心理在作祟。在不少消费维权事件中,往往出现媒体、网民曝光,职能部门被动跟进的情况。此次上海工商部门的主动出击让东方网 “为之喝彩”,并期待上海叫停更多“霸王条款”,其认为,除了一些商家无视法律和社会正义之外,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是“霸王条款”长期横行的根本原因。难怪有网民担心,“叫停是一回事,实施是一回事”。
“为什么只有上海?”外省网友也急切期盼其他地方政府效仿上海,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健康现象,让法规成为最大的“行规”。
深究“霸王条款”,尽管饱受诟病,但其“生命力”却异常顽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维权成本对于普通消费者过于高昂。“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的维权尴尬,让不法商贩有恃无恐。南海网评论指出,消费者也不是天生就孱弱,实是监管太无奈。监管部门这种“慢三拍”的工作作风,无形之中张了不良商家的志气,灭了消费者的威风。
法制网也有时评认为,目前的监督、执法、处置等各项措施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而且各个环节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和配合,霸王条款的盛行出现了“真空”地带。“铲除霸王条款的滋生土壤,需要法律对其保持‘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同时更需要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协调配合”。
叫停“霸王条款”,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坚守与遵照。新华社刊发评论建议,监管部门应破除行业、部门壁垒,形成监管合力,建立更加完善的维权渠道,以常态化的执法压缩不法经营者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