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农民却不会种地,是工人却没有技术,生活在城里却被称作农民。在网上,许多“农民工子女”如此自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一些在城市求生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经历故事,拼凑出一个个沉浮在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综合体”。（3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

    一方面是人际关系高度封闭；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格外拮据,最终除了“空虚寂寞冷”,就只剩“羡慕嫉妒恨”。对于全国范围内几百上千万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感受，而是多数人的“共同心声”。由此带来的，不但是工作和生活的漂泊不定，更是一种精神家园的迷失。

    无论如何，对于这些出生于城市，或者是从小就在城市长大，已完全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再想让他们回到农村，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他们短暂的逃离之后，往往是无奈的回归。问题是，这么多年来城市似乎并没有做好真正接纳他们的准备，回归城市之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迷茫，仍旧是处处碰壁的现实困境。

    按照目前的情况，农民工进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户籍限制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因为户籍限制，这些无论是职业岗位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和城里人无限接近的农民工，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种种“二等公民”的待遇，比如在接受教育上，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小学”，好不容易读完了初中、高中，却又要遭遇“高考户籍壁垒”。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只有在今天和城市的孩子肩并肩走进学校，明天才有可能和城市的同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被边缘化”，是一个从政府到社会都无法回避，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值得高兴的是，虽然距离真正的“融入”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促进“融入”的政策措施却一直都在推进。最近几年，户籍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农民落户城镇的限制越来越少，为消除城乡户籍壁垒所带来的各项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打下了基础。2月底，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即可自由衔接转换，这意味着把原来处于国家养老保险体系边缘的亿万进城务工人员吸纳到了国家养老保险体系之内，可让他们更加安心地留在城市。

    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农民工进城，然后成为“新市民”，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农民工是城市化的贡献者，也应是平等的受益者，应该允许他们分享国家城市化的成果。所以，政府和社会如何从户籍改革、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让他们能够享受更公平的教育机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让“回不去的乡村”背后是“留得下的城市”，才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