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新闻目击
苏州“算大账,算长远账”,率先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不让保护生态者吃亏
太湖治理有多难?
“你说,太湖的水草是多了好,还是少了好?”江苏省苏州市市长周乃翔代表反问记者。
水草多了,可吸收大量的氮和磷,但腐烂后,这些营养物质又释放到水中,甚至暴发蓝藻事件。“我们控制水草密度,要不停地进行打捞。”周乃翔解释,这是第一个难处。
第二个难处是利益格局调整。陆舍村地处太湖生态保护区内,为保护太湖水质,不能发展工业,“如何保障这些生态‘守望者’的利益?”周乃翔说,苏州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切中太湖治理的要害。“村子每年都能拿到50万元补助。”周乃翔说,村里建了专门账户,全部用在了河道清理和保洁人员的工资上。
第三难是如何破解“多龙治太”。周乃翔说:“要像管理城市道路保洁那样,由一个部门牵头来管理好太湖水环境。”吴中区探索建立起“一个部门说了算”的水环境综合管理机制。
生态补偿在苏州实施3年多,投入超过30亿元。划算不划算?
湖泊也和人一样有生命,蓝藻就是湖泊脸上的皱纹,是湖泊衰老的标志。周乃翔说,经过多年努力,多处水域形成了茂盛的沉水植物“水下森林”,水体透彻见底。另一个可喜变化是,随着水质的改善,湖区鸟兽逐渐多了,吸引了大批的白天鹅前来越冬。“算大账,算长远账,还是值得。”
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王毅代表:从传统的环境管理走向环境治理,健全全社会参与机制
●华炜代表:在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用市场之手引导绿色能源消费
●阎钢军代表:在政绩考核中逐步提高资源环境因素的权重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雾霾围城、环境污染,快速行驶的中国列车亮起环境“红灯”。“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坚定有力的表述,激起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污染加剧与我国正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代表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粗放,目前已形成以区域性大气复合污染和流域性水环境污染为主的污染格局。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未来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算是打到了大气污染防治的‘七寸’。”王毅认为,重拳治污必须稳、准、狠,雾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治污龙头”,扭住这个“龙头”,不仅有利于解决百姓的“心肺之痛”,也有利于推进治污体制机制改革。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炜代表认为,治污既需要从技术层面着手,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又需要创新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加以保障。
“这就要求我们从传统的环境管理走向环境治理,不仅要以区域合作的方式应对区域性、流域性的污染,还要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机制。”王毅建议,首先从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开始,告民以实情,信息公开透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寻找解决途径;其次要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共识,共同行动,不断提高治理能力。
用市场之手落实减排
“治污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大变革。”华炜说,去年我国共进口煤炭3.27亿吨,其中劣质煤占1/3左右,“这相当于花钱买污染。”此外,国内的劣质煤生产无限制,火电厂用煤无标准,让大量劣质煤在生产、运输、消费等环节流通,对环境造成极大压力。
“我国还有数十万台落后的工业窑炉、民用取暖炉仍在使用,其燃尽率仅为60%左右,对煤炭的利用效率比燃尽率达到98%的煤粉锅炉低得多。”华炜认为,治理污染、改善环境需要真正淘汰落后产能、落后设备,这些工作要抓准、抓实。
“报告提出今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3.9%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要减少2%,这两个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表明了政府治污的决心。”华炜认为,要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用市场机制引导绿色能源消费。
“要改变片面追求GDP速度的倾向,就要创新干部考核机制。”江西省林业厅厅长阎钢军代表建议,在考核领导政绩时,要逐步提高资源环境因素的权重,这样才能刹住片面追求GDP速度的惯性。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呵护好我们的共同家园,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需要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但一些代表认为,我国出台的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较少,致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屡见不鲜。
阎钢军表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认知、意识等精神层面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行动,要靠法律法规,将保护生态环境固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法律法规还要细化、加以配套,才能真正起作用。”
“下一步要加快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阎钢军表示,搞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规划,严格按照限制性开发的规定去做,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
“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阎钢军举例,目前国家对每亩公益林的补贴还不如一根毛竹的售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阎钢军建议,应通过核算生态功能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各方利益,加大生态补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