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选举民主可参照国际经验

　　经过长期实践探索，经过对于国外经验教训的借鉴与吸收，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集团已经认识到，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注定要以协商民主为主。

　　在现阶段，中国的民主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作为主要实践形式和发展策略，但并不排斥选举民主，毕竟选举民主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现实之一。选举民主不作为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本身蕴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选举民主，甚至竞争性选举或普选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选项？这在当下是一个十分严肃和敏感的话题，但它依然为人们特别是学术界所关注。

　　选举民主不是一种禁忌，相反应当认真地研究选举民主在中国的未来，选择所需要的是参照系、需要的是可供比较的经验，更加确切地说，中国所需要的或者说对中国更具有参考价值的是与中国发展起点、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相同或相似的国家的经验。

　　从国际经验看，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实行了竞争性选举，有的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转型”。在诸多实现所谓“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中，有的国家比较顺利，形成比较稳定的普选型的民主体制，但有的国家却因选举而陷入混乱，甚至影响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使国家长期动荡不宁。是什么原因造成选举民主的不同结果，所谓的成功“转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是所有严肃认真的有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未来的思考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成功需三个条件

　　根据近年来我们对于亚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实现选举民主的关键条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形成、社会精英整合和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型成功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即拥有一定数量并具备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保守的社会意识，认同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的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体制转型的关联。

　　中国至少还要40年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具有自身独特的国情，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层面，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需要具备与其他国家同样的客观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同样会展现出相似或相同的规律性。

　　从亚洲多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情况看，在实行以普选制为标志的“民主化”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除俄罗斯情况比较特殊，韩国和台湾总体上保持社会较为平稳的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体制较稳固，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发生“民主转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甚至更低的国家，在实现所谓“民主化”后，经济社会状况混乱，发展迟缓，政局不稳，个别国家甚至出现政体反复。因此，以城市化率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主转型”是否成功或是否比较稳定的重要相关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高水平的城市化率，如达到70%以上，是能否实现比较顺利和稳定的“民主转型”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必要条件，是实现顺利和稳定的“民主化”的一道门槛。

　　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相同，城市化率是衡量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当年城市化率为23.01%，到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已经到达51.27%。如果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能够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达到75%的城市化率，完成“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达到中等经济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在起还需要40年。到那时，经济基础方面的巨大变化，必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提出新要求，政治体制本身也将具有更大改革空间。建国百年之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将会有更大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实行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将具备基础性的条件。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此文摘编自新著《民主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