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讲，城镇化的作用根本不在于需求端。笔者认为，我国城镇化战略应该从供给端着眼，通过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协作带来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的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似乎正成为现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速度将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左右，到2030年之前，我国仍将有2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

　　然而，回顾中国城镇化历程，支撑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是工业化，但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但这两大因素在未来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战略到底要靠什么动力实现持续发展，将成为摆在当前的战略性议题。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相比，我国仍存在着许多城镇化的困扰与发展困境：首先，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效益和城镇化效率呈现“双低效”特征。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产业发展方式粗放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低效率等方面，这些问题在我国各产业部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尤以重化工业部门更突出。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模式也同样存在粗放问题，集中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圈地”、“造城”等现象相当普遍，导致产业结构效益与城镇化效率“双低效”，美国汽车名城底特律衰败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汽车制造业竞争优势不再以及“产业空心化”之下，人口大量流失、企业大量外迁所导致的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失败。

　　其次，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不尽合理，产业集聚和产业带动能力总体不强。一方面，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工业重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工业资本密集程度快速提高，单位资本带动就业的能力快速下降。快速推进的重型工业化将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资源要素过于集中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建设过于注重规模扩张，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并未相应提高，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

　　再者，独特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这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积累的“人口红利”和“工农业剪刀差”。未来几年，随着“人口红利”呈现出日益衰减的趋势，以及“工农业剪刀差”的逐步弥合，可以预计的是，城镇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地转移到城镇部门,直到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城镇部门的边际产出时人口转移停止，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最后，由政府主导、行政化推动，忽视产业基础对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支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主要由经济发展推动，城市体系的发展受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中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这也是我国城镇化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区别。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二元”发展型城镇化，而这两者必然依托于产业作为支撑，这意味着城镇化作用根本不在于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协作带来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对此，笔者建议，一方面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和城市带，这种城镇化的空间组织形态由现代化的交通连接，在不降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同时，又能够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相对集中的布局，还可避免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浪费，确保粮食安全，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中心城市以外的城市和小城镇，作为产业支持中心或配套服务中心，提高区域内产业集聚能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从区域特征看，东部沿海区域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源供给已现紧张局面，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显著提高。因此，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应当侧重于健全已有大城市的功能，大力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完善卫星城市的配套服务功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则应当注重优先发展中心大城市，利用自身成本优势，努力培育制造业竞争力，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通过创造全球产业分工新机遇，提高中西部和内陆地区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