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湿地旅游 不可过度开发
湿地保护如何守住红线保住底线?十余位专家建言——
五大难题待解:严重缺水 法规滞后 开发冲动 人鸟争食 资金短缺
“当下,我省湿地保护形势非常非常严峻,尽管湿地退化和消失的速度正在减缓,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座谈会上,在谈及我省湿地现状时,黑龙江省林业厅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康铁东心情急切,一连用了两个“非常”。
记者了解到,2012年我国权威学术杂志《科学通报》中发表了一篇名为《1978年-2008年中国湿地类型变化》的论文,国内十余家相关机构调查结果显示,仅2000年至2008年,黑龙江省湿地面积就缩减1325平方公里,湿地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康铁东向记者坦言,目前我省湿地保护设立“红线”和“底线”的工作正在推进中,但尚未最终确定具体数字,“虽然2010年我省在开展第二次湿地资源普查时,对外发布我省湿地面积为556万公顷,但把这个数字作为‘红线’或者‘底线’似乎都不太现实,难度很大!”
同样为湿地忧心的还有于志峰和谷金学,作为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他们分别是扎龙湿地和大沾河湿地的“当家人”,两人虽然相距数百里,却整日为同样的困扰而发愁,本次座谈会上,他们抱怨的内容也相当一致:“难啊,太难了,这个家真是不好当啊!湿地保护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难题一:严重缺水
“肾”在衰竭 扎龙湿地靠补水“续命”?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它的功能之一是涵养水源。然而近年来,我省湿地却频频遭遇水危机,面积日益缩减。缺水不仅让湿地陷入名不副实的窘境,更意味着“肾坏了”。
“这么多年,如果不靠补水支撑,湿地萎缩面积就会更加严重!”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志峰告诉记者,1999年至2002年,扎龙湿地及其水源补给地乌裕尔河和双阳河流域曾遭遇大旱,2000年湿地又发生了大火,致使湿地有水面积逐渐萎缩。随后,省里启动了扎龙湿地应急调水工程,十多年来累计向扎龙湿地补水17亿立方米。“如今在扎龙湿地保护区的21万公顷中,正是通过补水,才让有水面积达到了17万公顷。”于志峰感慨道。
除了天灾,还有哪些人祸威胁着“地球之肾”?
省林业厅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康铁东给出的答案虽然“血腥”却很形象:“挖肉”、“扎脖”和“放血”。他解释说,“挖肉”是直接将湿地开垦成耕地,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常见,但现在已经基本杜绝或者很少见了。“扎脖”则是指在湿地保护区上游修建各种水利工程,这也是目前造成湿地水源减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一直以来我们治水的思路就是建大坝,现在连一些三四级河流都在建坝修水库,以扎龙湿地为例,目前扎龙上游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60多个,截流用于工农业生产,水可是湿地的灵魂,上游把水都截走了,下游的湿地能不‘死’吗?”除了地表水流失,湿地还面临着看不见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湿地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康铁东认为,在湿地内或周边大规模地抽取地下水,这无异于在给一些湿地“放血”。
对湿地“挖肉”、“扎脖”和“放血”的直接后果,康铁东同样感触很深。去年,康铁东带着几位从中央来的专家去挠力河湿地参观时,当地的工作人员把他拉到一边,并小声提醒:“领导,您可千万别提坐船的事儿,咱这儿的水已经断流了!”
难题二:法规滞后
缺少后盾 湿地难凭法律“保命”?
森林、海洋和湿地,是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但三者的待遇却明显不一样。其中,森林有《森林法》护佑,海洋靠《海洋法》守卫,唯有湿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它进行保护。
2003年,我省率先出台了《黑龙江湿地保护条例》,成为了国内第一个为湿地设立地方性法规的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省的湿地资源。但地方性法规毕竟不是国家的法律,“没有法律作为强大后盾,遇到违规开发湿地的行为,有的没有依据,有的处罚力度不够。”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志峰告诉记者,一旦发生违规行为,他会要求责任人恢复原貌,“但恢复谈何容易!破坏一亩湿地,只需要几个小时,而恢复原生态却需要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
另外,于志峰一直颇为纠结的是,扎龙湿地保护区的地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扎龙湿地位于齐齐哈尔、大庆(林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两县)等市县的交叉地带,“扎龙保护区共有21万公顷,管理权虽然在我们手上,但实际上湿地管理局只有2100亩的土地所有权。”这让于志峰在行使保护权时,明显感到“底气不足”。
与扎龙湿地相比,被誉为“白头鹤之乡”的大沾河湿地保护区似乎要幸运一些。大沾河湿地主要是森林沼泽,属于国有重点林区,不存在土地权争议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受到法律的庇护。“大沾河湿地受我国《森林法》的保护,哪怕是动一平方米也要经过严格审批,因此以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侵占事件,目前也没有任何开发利用湿地的项目。”省森工总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张杰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完整保存白头鹤繁殖栖息的原始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从2005年起,沾河林业局对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全面停伐,保护区涉及的9个林场、596个林班,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虽然有《森林法》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区湿地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下去检查时,发现个别地方仍存在着一些‘扩地边,拱地头’的现象,看得我特别心痛!”张杰气愤地说。
难题三:开发冲动
“战斗”不息 湿地周边仍有潜在威胁?
当下,龙江湿地虽然设立了80余处湿地自然保护区,但保护区周边仍面临着潜在的开发威胁。与这些潜在威胁“做斗争”,成了落在湿地保护者肩上的重任。
在本次座谈会上,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志峰指出,“关于湿地开发问题,一是指农业开发,二是旅游开发,它们对湿地的影响很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吃不饱饭,所以大搞农业开发,当时湿地开垦主要是农民的个体行为,那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但现在不同,问题的关键不在农民。”
于志峰告诉记者,在扎龙湿地保护区内,每个村里都有一名管护员,一旦村民“有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并被制止。现如今,在保护区周边仍存在一些零星的开发行为,对保护区管护工作造成了威胁。
“湿地可以搞生态旅游,但一定要严格分区,湿地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搞旅游只能在湿地保护区边缘区域进行,比如齐齐哈尔、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林甸,其中核心区和缓冲区是万万不能碰触的‘红线’,越界行为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作为管理者,于志峰十分理解地方政府的“苦衷”,“地方政府想要增加旅游收入、改善民生,这其实没有错”,但作为湿地的“守护者”,理解并不意味着支持。于志峰认为,“湿地开发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还得考虑长远利益,湿地一旦遭到破坏,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恢复,这可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做出对不起子孙的事!”
难题四:人鸟争食
保持原生态
湿地保护区移民有多难?
建立湿地保护区,犹如给湿地加上了一层“金钟罩”。但保护区并非无人区,以扎龙湿地为例,目前湿地核心区里仍居住着13个村屯的5400多个“原住民”,“人在先,圈在后”令湿地保护陷入了尴尬的困局。
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志峰听老人们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扎龙湿地的各类鸟群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家家户户备着几口大缸,专门腌鸟蛋吃,“听说当时一天转下来,就能拉回来一大船。可如今,保护区内的鸟巢不见了,因为鸟少了!鸟为何少?因为鱼少了!鱼哪去了?鱼进了人的肚子里!”
据了解,扎龙湿地的绝大多数村民只有两个经济来源,一是割芦苇,二是捕鱼,割芦苇导致湿地内的积碳减少了,原始状态遭到破坏,而过度捕捞对湿地的危害更大。于志峰在保护区内检查时发现,很多村民都在用网眼密集的绝户网捕鱼。不给鱼留活路,就意味着不给鸟留活路。人鸟争食的最终结果,表面上是鸟败了,但食物链的断裂,意味着人类也未必是真正的赢家。
“要想保持扎龙湿地的原生态,就一点儿都不能破坏。”道理摆在那儿,但于志峰却有心无力,“首先解决人地矛盾是个难题,要么补,要么迁,不花钱就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不补偿,那让以割芦苇和捕鱼为生的村民怎么活?如果将他们迁走,那迁出之后的出路等问题又如何解决?仅凭地方政府的财力基本很难实现。”
稍感安慰的是,等了这么多年,于志峰总算盼来了一个好消息,2012年国家发改委已经立项,将扎龙湿地保护区内的5个村屯纳入了拆迁规划,“拆迁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中,但尚未完全实施,具体时间目前还不好说,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看到了点儿希望。”
难题五:资金短缺
没钱没编
湿地保护区“手头紧”?
进入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在水清流急的大沾河岸边,一个“托起未来”的大型雕塑已经立在那里将近十年了。可是托起湿地的未来,究竟要靠什么?不能只靠保护湿地的决心和口号,没有资金支持和人员保障,一切都是空谈。
扎龙湿地和大沾河湿地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向国家申请投资,陆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购置监测设备等。基础建设资金基本到位后,保护区里的“物”有着落了,但后续资金和人的问题却始终没能解决。
“缺钱是我们这些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能只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啊!”大沾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谷金学向记者抱怨道。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63号文件规定,财政部国家级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由发改委统筹安排,日常管理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几年来,谷金学拿着这份文件四处“求援”,却频频碰壁。“我找到了省编委,省编委的人说,让我先去财政厅,财政厅给钱他们就给批编制,我又去了财政厅,结果财政厅说得先让省编委给编制,没有编制就不能给钱。没有机构就没有编制,没有编制就意味着湿地保护无组织保障。两个部门一直在‘踢皮球’,我们几个管理局做了很多努力,但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对此,省森工总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张杰也颇感无奈,省森工共有9个湿地保护区,其中5个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其余4个为省部级,目前基本无资金投入,这9个湿地保护区现在均由林业局代管,各项经费全由他们出。“国家和省里既然划定了保护区,那谁都不敢违法,不得不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但不破坏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有效保护,如今既没钱又没人,湿地保护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