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朋友们，下午好！在这样一个场合和大家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历史感。大卫先生参与过世博会的前期设计，我本人也参与国中国国家馆的前期策划。当我参加过几次会议之后，我感觉我的认识水平不足以给出一个叫做城市发展中的城市智慧。而且我发现就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我们这100多年来，对于中国的城市，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中国城市的新生、复兴、萌芽、发展实际上缺少一个系统的梳理。所以，正如大卫·格林伯格先生说走到中国的国家馆看到的是历史的画卷，而不是当代的画卷。看到是一些慢吞吞很静悄悄的生活，而不是这种像红尘滚滚、潮流滚滚不可阻挡的城市化大潮。

美国华人历史学家唐德钢先生说，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了两次大的社会转折。第一次就是秦汉年间，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时间。第二次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到什么时候能够终结呢，他希望在2040年，他说当200年当中中国大转型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中华民族之船在长江上就闯过了三峡，后面就可以享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平浪静。如果从这样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走到今天的。我们从今天走到什么程度呢，走到了一个城市化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阶段。                                                

为什么叫两次呢？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城市化打断了，从1978年又重新开始，所以我的题目叫：跨越百年的两次城市化，它实质是跨越两百年的一次城市化。 

第一次的城市化发生在1840—1937年，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约开口岸—被动加入世界贸易 、洋务运动—近代工业—沿海沿江新兴城市的城市化；从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约开口岸、外资修路设厂开矿—被动加入全球化、清末新政自开商埠—辛亥北伐—黄金十年的城市化；

第二次就是从1978年，农村改革、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沿海对外开放、入世—世界工厂—两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城市化

今天我们在上海开世博，这时因为从1860年开始上海就已经是中国经济上排名第一的城市了。因此今天把世博会放在上海是情理之中的。因此我们今天所有对外开放，这一轮改革开放依托的城市多数都是在第一次城市化中间出现的开放城市。当然，那个时候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叫以条约开放的口岸城市组建成殖民地，是这样的开放，但是这样的开放成为了我们的桥头堡、门户、窗口。

古代的时候人们也想进城，但是那时候城市提供的岗位太少，这种耕织结构很难打破。但是为什么这十年来有两亿多农民工走进城市？因为我们主动地参与了全球化，两亿农民工造就了世界工厂。所以，我的第一个命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动的。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就好象两个细胞融合的过程，原来每个细胞都有他的细胞核，但是融合成一个大细胞的时候就形成了新的细胞核，处于边远的小渔村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一跃而起变成了中国的中心城市。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年的大连、天津、青岛、烟台、威海，然后是宁波、厦门、上海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小渔村。
　　

李津逵：在甲午战争之后，被动的开关，外商到中国来掠夺，当时也做交易，中国政府是没有主权来捍卫自己权益的。这样一种外商投资使得制造业迅速地发展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了。这些工业化所依托的据点是口岸，因为只有在口岸里才能够按国际案例来办事。甲午战争前20年，我们的进出口年均增长2.95%和2.54%；1895—1927年，进出口年均增长6.0%和6.2%。

所以，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显著特点就是一批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港而兴的城市的诞生和发育。工、商、路、港又来自何处？是来自于中国打开大门，加入了全球化。

第二就是在开放和竞争当中城市才能获得发展。为什么呢？我是把近代中国城市按主权类型划分为四种：租界城市，殖民地城市，传统封建城市，自开商埠城市。那么，从对于中国内地的影响来看，哪一种城市更大，为什么？

首先看一下租界城市，这是按照条约来开关的，大概开了80多个这样的城市。20世纪20年代，进出口货物所征关税中，条约口岸占了90%以上，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6个口岸占了65.82%，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占了40.88%，可见它在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当中发挥着多么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租界改变了城市的格局，成为近代城市生活的中心。

上海租界面积在1915年比1848年扩大了12倍，增至7万余亩（近50平方公里）。在租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新城区，数十年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中国数量最多、建筑质量最好的高层建筑和最繁华的商业街道。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出现了一个城市多国分治的局面。

第二种城市：殖民地城市，也就是大连、青岛、哈尔滨、香港、长春等。从城市规划来看，殖民地城市总体感强，但由于公共治理缺少竞争、对外开放的管道单一，未能如沪汉津所发挥的作用。

第三种城市：封建城市，就是北京、西安、成都等，这是由于近代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产生的。北京由于不是开埠城市，所以在北京所设洋行，多属分行、支行性质。洋货的来源上海第一，天津第二，日本第三。当时的封建城市在与国际上接轨的时候，远远不如这些租界城市，所以洋货一般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再到县城里去。

北京的城市机理东西是胡同，南北是干道，把胡同填充的就是一个个的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是大家手拉手站一圈，后背冲外，脸冲里。而租界城市的机理是手拉手脸冲外。这种机理是租界城市，也是所有的欧美城市、西方城市的模式。另外，使馆、银行、邮局、公寓等，并不是北京城市的公共空间，直到今天也是一处闹市中僻静的角落。所以，封建城市显然对于中国那一轮对外开放，那一轮城市化，那一轮接受先进文明碰撞交流间起到的作用就有限了。

李津逵：中国在1860年开始就有了主动的对外开放，叫洋务开放。大量的中国官员没有走出国门去看西方的城市是怎么回事，他们只重视工业、工厂，只重视工厂中间的产品，只看到这些东西。1866年最初一些中国官员访问了欧美城市。1876年李圭参加了费城万国博览会，他说，外国的城市是“街道纵横，其直如矢，宽自六七丈至十丈。……各街中砌鹅卵石，并仿轮车铁路法，平铺铁路，专行马车，左右稍低，夹植树木，疏风荫目。行人皆从两旁砖石路来往，亦甚宽展。……居民八十一万七千有余，民房十五万一千余所，工厂、店铺，城内居多。”

李鸿章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走出国门的，他先后出访了20多个国家，走访了20多个著名的城市，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城市方面巨大的差距之后，深感“刻骨铭心，载之东归”，回到国内来就大力地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就是中国城市要开放，这就出现了第四种城市：自开商埠城市。

1898年开始，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1924年增至52处。自从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之后，条约口岸数量的增长速度大大减缓。

自开商埠城市是开发区城市，但是开发区和商埠还不一样。经济开发区是单纯的加工制造，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从生产到消费，按照今天中共中央的说法叫生产方式的转变。刚才问大家，没有一个人愿意逛外高桥的开发区，大家看一下商埠区，你们愿意逛吗？ 1904年自开商埠以后济南的商埠区是生意最火爆的一个城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温跨越百年的两次城市化，因为我们要把有益的，了不起的事情重拾回来，树立我们的信心。

李津逵：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产城融合的城市才是永续发展的。为什么今天所有中国的经济功能区当中，高新区、报税区只有深圳取得了成功，汕头、海南、珠海的发展不如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深圳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城市。有好城市，任何时候企业都会生生不息地长出来。比如说深圳寻呼机企业的小青年，发明了一个东西，最后创办了一个腾讯的企业，好城市培育好企业。

第四点，我要讲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闯三峡”。前三十年我们的农民只是一只脚进城，是半城市化，而半城市化伟大在于它造就了工厂。但是它的社会代价是什么呢，留守老人，寡妇村、留守儿童……，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乡村中积淀出来。

科特金写全球城市史的时候，说城市不仅是安全的地方，同时城市还应该是圣地，如果没有精神可以寄托的地方，这个城市总归要衰落，所以他提出来城市应该有信仰，应该有一个精神的高度。所以社会的重建当中心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最近连续出现的，让我们非常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在校园里面、幼儿园里面的凶杀案，连续出现富士康公司员工的跳楼，就是说心灵重建。进城农民工在私人的幼儿园里受到了杀害，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同时要关注背后的深层问题。我说这个深层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心灵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大家同意吗？

听众：同意。

李津逵：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人的社会保障是5险一金。农村人的社会保障是什么？新农合，还有什么？

听众：土地。

李津逵：好！我们是让农民每人有一块地，这就是他的保障，这个地绝不能随便地买卖，不能私有化，就怕他卖掉了以后没有保障，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大家，社会保障是一个公共产品，还是一个私人物品啊？

听众：公共产品。

李津逵：是啊，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要给大量的低收入居民建廉租房、建低收入适用房，是不是农民工进入城市都享受了保障性住房以后，在农村还留着一个院子啊，这是高碳，还是低碳？

听众：相当高碳。

李津逵：而且农民不是一套院子。今天分户就有宅基地，而将来的孩子越来越少。1950年代，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所采取以集体化、户籍管理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国家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看一下，联产承包冲破了土地的集体化。自由市场冲破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再看一下民工潮冲破的是户籍管理。现在城中村可以出租，小产权可以出卖。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当中所有这些伟大的创造都是冲破二元结构。而二元结构都已经法定化了，你要冲破它，就要违法。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表现为农民建设性的集体违法。所以我说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是中国农民闯出来的，中国农民要生态逃难。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两组城市化率，从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蔡义鸿秘书长领衔研究的户籍口径的城市化率，与国家统计局五普口径的城市化率对比，这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这12%就是今天中国处在城市当中参与了城市分工，但是家里还有一块地，还有一块宅基地，还不能参与城市低保、社保的这一群农民工，他们不光是做工，有的已经经商，变成小老板了，我们广义地说农民工。这些群体敢不敢再扩大？敢不敢迅速缩小？比如说进城一个，城市就应该给他一套经济适用房，敢吗？城市有这个财力吗？我们今天全中国每一个人对应的财政支出大概是5千块钱一年，就这一点钱够给进城的农

民工买房子吗？不够，农民工都买了，乡下的还属于他合理吗？不合理，那一块资产能不能带进城市？这就涉及到根本的土地制度问题，这个土地制度问题，我们城市化就是要冲破二元结构的壁垒。

李津逵： 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国家工业化的时候不让农民进城。在乡村，生一个孩子到18岁就可以有一份宅基地。所以改革开放30年来，占用耕地最大的项目不是城市建设用地，是农村建设用地。我们今天说保18亿亩耕地，实际上应该先把农村的口子堵上，因为那里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房子会越来越多，村子里墙倒屋塌，每幢新房一年最多住15天，大家想一下，如果不把与城市化相关的法规整体做修编的话，我们就补丁落补丁。

我们城市人口的密度标准制订于加速城市化之前，每平方公里1万人，上海市中心每平方公里4万、5万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标准说住宅容积率不得超过3，这是地铁没出现的时候，现在上海已经成为拥有世界第二长度的地铁。再看一下城市人均用水标准，我们人均是300升。社会保障制度，仅对正规就业合同租房，看一下将来中国有大量的人租房，但是租房的人一拆迁什么权益都没有，而且这个业主可以随时地提价，租户没有得到权益的保障，这些都跟我们的城市化相关，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解决，而今天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这个转变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伟大的变化，这就将完成我们从清末以来200年以来的“闯三峡”，我们从半城市化变成了城市化，总出口转向了扩大内需，然后到消费主导，我们不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而是要把生产城市变成又生产、又消费的城市，这样我们的城市化推进了，减少了农村的建房，减少了城乡之间无效的交通浪费，这样我们的国民才能市民化、公民化，我们的社会才会现代化，从而完成200年来伟大的中国历史转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