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模,1939年2月出生，钱库镇人,浙江平阳中学1953-1956届初中学生。
    1981年担任浙江苍南县钱库区委书记兼区长，该区率先实行包产到户，钱库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成为温州市十大专业市场之一。
    1984年任苍南县龙港镇委书记，大胆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梯度移民的设想，敢于创新，勇于改革，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开辟道路，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的关注。
    1989年任苍南县体改委主任时，开始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工作的探索。
    1993年在山西太原与人合作创办太原商贸城。
    1996年创办龙港巨人中学。
    个人荣誉：曾被老百姓公投为浙江省八大风云人物之一，被评为“温州市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浙江省建国60周年6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全国第四届百人奖农村十大杰出人物”、 “全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农村人物”等荣誉称号，代表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民间智慧”。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后，李克强总理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城镇化作为今后改革开放三大红利之一，并在2013年3月17日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全面地阐述了今后城镇化的方针政策。城镇化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出现了各种声音，说明城镇化已经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本文结合笔者于1984年组织实施的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温州市龙港镇建设的一些体会和教训，就我国如何推进城镇化提出一些肤浅看法。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1984年5月，我毛遂自荐从钱库区委书记位上请求到刚组建的龙港镇任党委书记。当时是从龙江和沿江两乡划出五个村成立龙港镇，全镇总人口6872人，是一个“灯不明、路不平、水不清”的小渔村，真所谓“一穷二白”，又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试边改。我所在的钱库区是浙江省最早实现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区，由于政策对头，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让一个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长期不得温饱，每年春天“青黄不接”，不少农民外出讨饭的区，实行了包产到户半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1981年夏粮一季超额完成征购粮938万余斤。从这一事实得到启示：党的政策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正确的，成功的。凡是脱离实际，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失败的，错误的。即使用行政手段和强迫命令勉强实施，它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如合作化、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反右等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组织全镇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发动“农民造城”大讨论，摸清当时农民实现温饱以后，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结论是，农民迫切的愿望、最大的梦想，一是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龙港周边农民由于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有务工经商的习惯，他们想重操旧业，自己办工厂，外出经商，解决赚钱的问题；二是有一个城镇户口，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我们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后，对如何建设龙港镇，心中有数了。城镇化恰恰是实现农民梦想的途径，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引导有方，让利于民，就能实现龙港建设的梦想。在1984年7月我们就提出：“招商引资”七条优惠政策，敞开城门搞建设，实行了“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等三大改革。在办事方面，全镇只有13个干部，组建了办公室、“城建办”、“农办”、“综合办”等一室 “三办”机构，进城农民只要交了钱，填了必要的表格后，所有的审批手续包括建房、建厂、工商登记等一切审批手续全部由镇城建办免费代理，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从1984年6月建镇，到1984年底，就有二省五县市7000多户农民在龙港落户，共收入城市建设配套费1000多万元，使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政府成为千万富翁。
    经过近30年的历届镇政府的努力，2012年底全镇共有常住人口39.6万多人，建成区人口22万人，外来人口约10万多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61.2亿元，财政收入16.3亿元，工业总产值329亿元。现在龙港镇是一个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市场繁荣、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镇。

城镇化的意义

    1、城镇化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第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人口和劳动力在农业、服务业、工业中形成优化配置，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第二，人口集中、产业集中、市场集中、人才集中、信息集中以后，通过分工和协作形成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第三，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城镇化将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并促使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这将带来一系列的市场空间，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城镇化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估计对整个GDP的贡献要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2、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我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没有“城镇化”就没有现代化，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意味着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现代化是一句空话。
    3、城镇化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唯一途径，是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主要手段。
    4、城镇化是实现公平、正义、平等社会的有效办法。只有城镇化，才能使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城镇化才有可能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哺农”，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5、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强劲动力，使经济持续发展。每一个进城农民需投资20万元左右，如果到2030年我国城市人口增加63900万人（第一步先让目前2.65亿农民工真正变为市民），就需投资108万亿元（不包括装修、买家俱、家用电器），相当于2012年全国GDP的2.3倍。同时带动建筑材料行业的发展，按人均住房33平方米计算，63900万新市民计算，需住宅210亿平方米，每平方米住宅平均使用钢材65公斤，共13650亿公斤钢材，折合68250万吨，水泥平均每平方米住宅用量200公斤，共需42000亿公斤，折21亿吨，不包括城市配套用的钢材、水泥，以及其他大量的建设材料、家用电器，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需求。
    6、城镇化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改变旧习惯，改变小农意识的好办法。随着环境的改变，进城农民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学会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讲究卫生，逐步改变他们的宗族、宗派、宗教迷信的旧思想和小农经济旧观念，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公民。
    7、城镇化可以实现均衡教育。城市教育资源比农村教育先进得多，农民融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子女能受到优良的教育，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法制观念。

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当前，政府对城镇化建设争论比较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土地、资金、就业、农村等，这些问题是早在1984年龙港建镇后几年中激烈争论的老问题，但龙港镇在实践中都一一迎刃而解。
    现就以上问题，结合龙港镇实际提一些粗浅认识。
    1、城镇化的模式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设想由顶层设计一个模式。各地要根据各地的经济、环境、文化、观念的不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城镇化道路。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梯度城市化的观点，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建设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城市。
    2、城镇化的人口规划设想：初步设想2020年新增城镇人口3亿，主要解决目前2.65亿农民工真正城市化的问题。城市总人口达到7.4682亿（包括2012年底城市的常住人口4.4682亿人）。到2030年新增城镇人口达到6.39亿人，城市总人口达到10.8582亿人，按世界银行对人口预测，中国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3.72亿人，届时城市化率达到54.53%，2030年全国总人口14.5亿人，城市化率76.7%，如果不出现意外，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到2030年新增人口布局设想是，让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深圳（包括东莞、珠海）等七大都市区人口达到1亿人。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石家庄、杭州、合肥、成都、太原、福州、厦门、宁波、温州、南京、苏州、无锡、长沙、南昌、南宁、昆明、济南、青岛等20多个城市的城市人口规模突破500万人。
    全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可以每个省会城市为中心发展为城市群或城市带，城市常住人口在2012年基础上，每个城市平均新增加300万人，可增加城市人口9330万人。282个地级市和18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自治盟共333个，平均每个地、市所在地城市平均新增城市人口50万人，可增加16650万人，全国有县和县级市2861个，平均每个县、市所在地城镇增加10万人，可增加城市人口28610万人，全国有建制镇19683个，除一些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幅射能力差的城镇外，全国规划3000个中心镇搞城镇化试点，（平均每个县、市一个，加上市属区的城镇），平均每个镇增加城市人口5万人，可增加城市人口15000万人。城镇化发展顺利的话，到2030年，全国新增城市人口63900万人，建议把那些经济实力强，幅射能力大的非县、市所在地中心城镇，建成区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GDP达到100亿元，年财政收入10亿元以上的提升为县级市，解决小马拉大车的困难，解决它们的发展瓶颈。
    3、实行梯度城市化：就是实行大、中、小城镇科学协调发展。这样的城市化，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又能满足不同层次对不同城市的要求，让多数农民进入县、市所在地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镇。这是农民在经济和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因为农民对自己周边的县城和中心城镇并不陌生，他们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语言相通，饮食相同，习俗相似，经济相融，他们的不少亲戚朋友都在镇上，他们进城后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没有多大的变化。加上县城和中心城镇商品房价格低，相当一部分农民经济也能承受。虽然这里的城市化规模不大，档次不高，效益较低，但是它可以避免人口过度向大中城市集中，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4、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我曾经在1988年提出要在龙港建设“农民工乐园”的设想，由于后来工作调动未能实现。“农民工乐园”可在城郊结合部规划若干个农民工乐园，建一平方公里小区，按容积率1：1可建住宅100万平方米。每户平均住房100平方米，可安置1万户，每户平均3人，共3万人。小区内房屋按实际成本价出售给进城农民。其房屋成本构成是土地费，按实际征用土地补偿价，每亩按10万元。每亩地可建667平方米，每平方米楼板地价150元，加上其它规费每平方米100元。小区内配套费每平方米150元，合计每平方米造价大约1300元左右，若售价1500元/平方米,还有每平方200元作为政府大配套收入，一平方公里可收取大配套费2亿元。银行按揭贷款首付30%，每100平方米只要首付45000元，每月支付银行贷款4000元左右，一般农民工和农民经济是能承担的。一部分农民工确实买不起，可以廉价租给他们，租金可由雇佣单位全部或部分承担和政府财政补贴。
    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建设，不宜建大广场、大公园、高楼大厦，这样成本太高，政府和百姓都承受不起。一般不提倡建设高楼。建高楼和多层楼房，容积率差不了许多，但建安成本相差三至四倍，建六层楼房成本最低，一般建房成本每平米在900元左右，建20层高楼的建安成本每平方米在3000元左右，建超高层豪华住宅，每平方米建房成本在4000元左右。同时多层住宅实际使用面积是高层住宅的120%左右，并省去每年的物业管理费。
    5、关于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问题：不少专家提出来，一个农民进城，政府要投资10万元，要解决6.39亿农民进城，需要63.9万亿的资金，等于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的5倍。这个天文数字，让官员们望而却步，据我测算，在县城和小城市原有基础上建设一平方公里的新区，可利用旧城的基础设施，如医院、学校、交通设施、政府办公楼、体育文化设施等，新增小区的大配套投资，如新建学校、医院、道路延伸、水、电气的扩容等，大约需2亿元左右，这笔投资已经计算新建住宅成本。若不足部分，由政府投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民工买单，因为农民工过去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当地政府和社会创造了剩余价值。小区内配套已打入商品房成本。如果这一计划能得以实施，除一些大、中城市，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商品房价格自然降下来，高房价问题就能得到完满地解决。
    6、土地问题：全国农村现有宅基地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折合2.53亿亩。目前不管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不少农村空置房数量都相当之大。若通过农房集聚工程或宅基地有偿自由流转，允许农民工以宅基地在城市换房和置换货币，其宅基地的折价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可以按进城农民所在的地域，距离城市的远近分为若干个标准，再按流入地的地价为标准，按流入地价的30％—50％折算该农民在老家宅基地的价格，农村多出来的宅基地，由政府组织复耕或流转给农业大户和种植大户。允许这部分土地跨省平衡，如果农村宅基地有十分之一置换出来，就是2530万亩，按平均容积率1％计算，可建住宅168.75亿平方米。还可以通过围海造地，平整坡地来增加农用地，基本能解决到2030年全国6.35亿农民进城用地。

关于有城无市，新城变空城，新市民变游民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是一些人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凭空想像出来的。这些言论，早在1984年龙港建镇后的5年中就已出现，且争论特别激烈。龙港三十年的实践，以事实证明了这些反对意见是杞人忧天，站不住脚的。龙港建镇30年，人口增加39万人，现在不仅人人有事干，还出现了不少小老板。关键问题是城镇化要有经济基础、产业支撑，农民有需求。根本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构建服务型政府。目前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而管不好的事，存在着审批过多，手续繁杂。有些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留下的“怪胎”。目前，审批制度和程序，是专家设置的，是专门为政府利益着想的，这些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叫农民去办理，等于叫一个小学生去考研究生。因此农民创业办不了审批手续，如新建公司、企业，先要有场所，再把注册资金汇入工商部门指定的银行帐户，而且是不能动用，若是用了，按抽逃注册资金论罪。有的项目一批少则半年，多则一至二年，创业者承担不起注册资金利息，只得造假。同时没有工商注册场所，土地部门在批准土地时必须要有企业工商执照，土地部门才能审批用地，部门之间的审批程序的互相矛盾，造成创业比登天还难，如果像香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零注册，宽进严管，创业就容易多了。群众遇到办事难，只得找熟人，送礼行贿，滋生腐败。有些小商、小贩根本没有必要在工商部门注册，如小理发店、提篮小卖、板车进街贩卖小商品，农民进城卖自产农副产品等，只要他们不影响交通、危害社会就没有必要去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他们只是谋生，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这些小商小贩即使注册了又有什么意义，政府又有哪个部门去加强管理和服务？如果像龙港建镇初期，进城农民土地审批、企业注册等等手续全部由政府部门成立专门机构，免费为他们代理，这样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方便了群众，又杜绝了腐败。为什么这样为民方便的改革改不动，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作怪。
     关于进城农民就业问题，若按计划经济思维去想这个问题，那就是天大的难题，只能由政府投资创办多少工厂企业，再按照这些工厂、企业能安排多少就业人员，才批准多少农民进城，这样中国城镇化就无法实现。中国梦就将成为泡影。若按市场经济去看待这个问题，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不加以限制，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县城等小城市，农民进城以后，都是有亲朋好友在城市创业，利用家庭、宗族、血缘关系、亲带亲、友带友，加上城市规模扩大了，人口增加了，第三产业发展了，就业也就解决了，龙港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龙港发展30年，现在建城区18平方公里，建城区人口22万人，这些进城农民都能安居乐业，不少人成为老板，在龙港居民中百万人是贫困户。这是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想不出来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