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这次报告中，徐绍史提及城镇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徐绍史说。

  在近几年城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上，报告指出，2010至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835万人；201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常住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63.9%和75.5%；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然而，所取成绩数字的背后，则是城镇化行程中出现的问题。

  徐绍史坦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隐患。”徐绍史说。

  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及《中国经济周刊》举行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城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我们过去的城镇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镇化，是物的城镇化，城市高楼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人进城的门槛也越来越高，没有市民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城镇化首先应该是人的城镇化。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常常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只知道投资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或者房地产项目，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项目建设起来后，如何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这也是目前各地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即房地产市场所占比重过大。“城镇化，首先应该有便捷的交通、共享的福利、通讯、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但房地产只是其中的一环。”北京财富世纪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晨亮认为。

  博易集团总裁黄圣博表示，城镇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跟产业相结合，没有产业就没有城镇化的发展。

  参与审议城镇化建设情况工作报告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直陈目前城镇化存在的四大问题：户籍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名义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率；中西部城镇化率远远低于东部城镇化率；小城市和小城镇远远落后于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城镇化率。

  尹中卿说：“今后我们的城镇化继续建设情况与选择的路径有关系。”

  的确，对于当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甚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中国城镇化，它的路径思考与抉择至关重要。

  徐绍史表示，接下来，国务院将围绕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参与全球智库峰会的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的路径面临着改革与发展。在改革方面，侧重人的市民化，最重要的是进行户籍改革。在发展方面，注重以人为本，需要摒弃以GDP为导向的造城运动。

  难题 1

  户籍之囿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改革的关键是改革背后隐含的社会福利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山山 刘砚青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户籍制度严格说是造成我国二元结构、也就是拆开城市和农村的一堵墙。”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说。

  尹中卿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户籍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名义城镇化率。有大量进城务工农民或者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居住了，但是还没有成为城市市民，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他们还是候鸟式的人。这样的城镇化是虚假的城镇化。

  事实上，在中央层面也意识到户籍制度在城镇化过程中改革的必要性。从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开始，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政策，18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至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835万人。

  但当前的户籍改革依旧需要急行军。

  徐绍史表示，接下来将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改革的核心是什么？突破口又在哪里？

  改革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

  尹中卿认为，在户籍这一张纸上依附了很多东西。它虽然是居住证明或者是身份证明，但附属了很多，如子女入学、就业服务、医疗保障、文化建设、住房等公共服务。甚至在北京，户籍还可以限制购房与买车。

  对于当前的户籍改革，尹中卿表示，现在一些地区已经放开了县城和中心镇的落户限制，但是去的人并不多，对真正推进人的城镇化，尤其是对1.6亿到其他地方务工的人来说，吸引力也不会太大。今后需要放开中等城市甚至是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这样才能对承接农业转移更有吸引力。

  尹中卿表示，户籍本身就是登记人口的一个方法，关键是要改革依附于户籍背后的福利。放开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限制之后，还需要革除一些弊端。最主要的是要先解决依附在户籍上面的公共服务，如就业、报酬、医疗、入学等。逐步把公共服务覆盖到城市户口居民和没有城市户口但是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亦表示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着社会福利、公共服务。

  王一鸣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中小城市现在放开限制，但是没有人去。大城市却不敢放开，比如北京现在在不放开户籍限制的情况下，每年依旧有50万人进来。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是以大管小体制，它的行政管理体系跟城市等级是契合在一起的，越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的集聚能力就越强。优质的资源一定是在最高等级的城市，这就造成人们都愿意往大城市去，去分享最优质的资源。

  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万事总有开头处，作为复杂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被依附众多福利的户籍制度，其该如何改起？

  尹中卿认为，首先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现在有一些地方得到城市或城镇户籍的方式是让农村人口用承包地换城市户口，用宅基地和房子换保障。但这个方式在很多地方反响并不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些权利在进入城市之后却不好处理。

  “能够让农村人口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完成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转让，换成一部分资金，成为进城的资本，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尹中卿表示。

  此外，尹中卿认为，在转移支付上，之前的政策是涉及到人的，有户籍人口才给配备教师、医生等人员，由国家拨付这笔钱。今后，我们的转移支付要按照常住人口，不管有没有户籍都有权接受转移支付，包括农民工进城之后交通、住房所需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的改革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保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在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的进程中，除了开放城市落户限制，也要注意农村户籍制度的调整。

  “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留不住？因为他们在农村有那一亩三分地和宅基地，城市政府就理直气壮地不管进城农民，不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在樊纲看来，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城市和农村同步进行。“农民工的房子、子女教育和未来养老都跟家里的土地连着，所以我们在进行户籍改革时，农村和城市必须要同步，才能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

  王一鸣建议，目前，城镇化问题中突出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建议人口与土地进行挂钩，即占多少土地就必须解决多少人市民化的问题，让人与土地的城镇化协调起来。

  难题 2

  新型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

  如何避免城镇化建设中的唯GDP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山山 王辰越 | 北京报道

  徐绍史的报告指出，人口城镇化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推动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

  专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推进绝不是圈地造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城镇化是给农民市民化雪中送炭。

  这就意味着借城镇化来大建基础设施，拉高GDP的路径需要摒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的城镇化是靠政府主导的。对政府的政绩考核相当于高考分数，对于政府的官员来说，他的指挥棒就是GDP的考核。因为如此，很多政府就把它的精力放在抓项目、建新区开发区、建高楼、修大马路、建广场等上面，像抓GDP一样抓城市建设。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为了大力响应城镇化建设，很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唯GDP是从”的怪圈。为了追求高GDP的政绩，不惜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从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切身体会，这样的城镇化，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短时期经济繁荣的假象，没有可持续性。

  尹中卿表示，这一次提出了建设新型的城镇化，也就是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老城镇化的问题。

  尹中卿建议，在考核上，不仅要考核名义城镇化率，还要看这个地方的非农人口比重，例如这个地方农业转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公共服务覆盖的人口比重、社会保障覆盖的人口比重以及城镇建成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民工收入占整个职工收入的比重等。用这些综合性的手段来考核地方政府，引导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真正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上转型。

  “不是一味地去追求建楼，追求开发区。要从制度上从考核指标上解决，只要认真是可以解决的。”尹中卿说。

  刘遵义向记者表示，“要破解‘唯GDP是从’的观念，首要问题是要改变国家在评价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除了GDP考核外，加入更多的考核项目，比如，考察地方用水干不干净、环境质量达不达标。甚至可以在环境达标的情况下，降低对GDP的要求。同时，各地也需要加强领导的培养，给他们灌输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能只在短期自己在的时候一味地追求GDP，不管身后事。”

  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李稻葵：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樊纲：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王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 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如何科学地发挥作用，不被误读与异化，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审视与担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全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增加决策透明度，增加社会的参与度。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镇化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是城镇化比较容易被误解、被误操作，因而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区性的规划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到地区层面，再到每个社区，都有规划委员会。城镇化不是说完全放开让市场来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国家层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划，然后让各个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城镇化发展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城镇化需要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财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体操作时应该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这个问题说实在的非常复杂，但是也可以高度简化，就是让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方面摸索办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规划，比如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规划。地方的发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载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两千万人口，然后反过来让国家给建一个饮水工程，那就成了国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当人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投资建设等，今后这些问题应如何避免？怎样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认识上在变化，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光有土地、厂房不行，人才不进来，投资不进来，城市发展不起来；此外，经济格局也在变化，现在出现了蓝领工人相对短缺。各个地方的经济掌门人都意识到要竞争劳动力了，而不是竞争投资、竞争土地，是要想办法把劳动力给吸引过来，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户籍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计算过，如果要将现有1.6亿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付出成本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担呢？

  李稻葵：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误区，一谈到公共项目投资，马上想到财政税收的投入，其实很多的公共产品完全可以由民营资本来提供。举个例子，纽约市的垃圾处理不是政府主导来做，而是政府招标，由私营企业来做。通过这种方式把本来政府需要花很多钱去处理的垃圾回收这件事变成了反而有一定的财政收入的项目。

  要开动脑筋，把很多所谓的公共产品化解成“准公共产品”甚至“私有产品”，来动员民间资金投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如果只是让原来城市中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不叫城镇化，那只能算是城市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砚青 | 北京报道

  城镇化≠城市发展

  在樊纲看来，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更应该强调人的问题。“什么叫新型城镇化？它就是更重视人的问题。本质上是把那些非城市人转化为城市人的过程。如果只是让原来城市中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不叫城市化，那只能算是城市发展。”

  曾经有人用“乘电梯心理”来形容不同人面对城镇化时的不同心态。电梯是高层建筑的公共服务工具，理论上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先上了电梯的人一定不希望更多的人进入电梯。因为人越多越会增加拥挤度和楼层停靠次数。

  要解决“乘电梯心理”，樊纲认为，除了城市人要改变自身心态之外，政府也要创造出一个大家各得其所的环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进程，各个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最终都进入城市工作。在发达国家，农民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3%，而我们国家的农民却占到了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四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媒体要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本身也要跟上。”

  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包容外来者的制度环境，为外来者提供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

  樊纲对记者表示：“这里的安居乐业，不是说马上让外来者住进高楼大厦，而是让他们在城市中可以享受到与其收入相匹配的生存条件。

  “现在有很多城市都忙着拆除城中村和城边村，其实我倒认为，城中村和城边村是应该保留的。”在樊纲看来，这些地方对于富裕阶层来讲可能环境稍差，但是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那些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过渡住所。

  “随着未来收入增长，他们可以租到甚至买到更好的房子，逐步调整过渡。如果你把这些城中村全都拆掉，让这些人无处可住，他们必然会越住越远，甚至无法再进城打工。”樊纲指出，政府应该统筹考虑，要学会用新眼光审视问题。

  城镇化要顺应经济规律

  谈到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定位，樊纲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对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区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分析现状后再作决策，盲目投入建设只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城市和地区要认清自己有没有实现就业增长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地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不适合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该把人都送到别的地方去就业。如果硬要在这里搞大城市建设，建高楼大厦，最后只会把城市变成鬼城，贷款还不上，最终导致金融泡沫出现。”

  樊纲表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会随着自然经济的规律而变化。那些有经济发展潜力、能够实现创业、创造税收的地区，将来的人口一定会有增长，这个城市一定会逐步做大。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

  “现在每一级具有行政权力的政府都想把自己搞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这个地区真的有这个增长潜力吗？真的能还得起这个债吗？”樊纲认为，中国的很多城市或地区如果定位准确，完全可以把自己建成一个精品小城。“虽然现在看起来你这里的人口少了，但是只要建设得好，收入也会提高。尤其对于人均收入来说，分子变大，分母变小，照样会把外面的人吸引过来。”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据徐绍史介绍，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然而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看来，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资源倾斜严重的情况下，年均提高1.36%的城镇化率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

  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城镇化将不可持续

  “很多人认为过去这30年，我们既然平均每年都可以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2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就可以到70%。这种计算，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实际是不科学、不现实的。”王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

  “我们按照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计算，按照中现在的人口状况，每年1%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进城，那么20年后就意味着国至少要有将近3亿人进入城市。”然而王丰特别强调，以我们现在农村的人口情况来看，未来20年根本不可能再有3亿劳动力进城。

  “现在的农村人口中，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年轻劳动力已经不足30%，而且计划生育的执行也让现在和未来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国家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大约在1600万，未来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自己以为的每年1400万人口进城。所以说这种以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城镇化率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我们国家城市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5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5%。我们的城市里有2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把这些人集中到城市里，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长远的安置。”王丰说。

  在他看来，政府关于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的户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户口本身没有意义，大家之所以看重户口，是因为看重户口背后的那些福利。”

  “对流动人口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住房、就业、医疗、养老和子女上学。”在王丰看来，虽然子女上学的问题现在政府正在慢慢解决，但是养老和医疗的问题处理起来会非常棘手。“因为这个牵扯到该谁付钱的问题。”王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现在没有全国统一的养老和医疗制度，而且我们现在给流动人口所提供的养老和医疗水平很低。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到户籍人口的档次，那么这个钱该由谁来出？”

  资源倾斜的城镇化难以为继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用地增速飞快，但是这个数字也是不可持续的。”王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2000年和2010年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我们国家的人口只增加了不到6%，但这10年间，北京市增加了42%的人口。“为什么北京的人口在10年内增长了这么多？因为我们最好的资源、各种的补助都在这里。但是这种摊大饼的形式却造成了北京现在的水质、交通和空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企业家论剑城镇化

  “只要我们有利可图，我们就拼命卖地、盖房，然后让这个城市一天天变得无法居住。这种资源倾斜，等于是破坏市场。国家把各种机会和资源都放在这里，这种管理城市的办法也是不可持续的。”王丰说。

  “人们现在之所以愿意到城市里生活，是因为这里的条件好。城镇化是一个后果而非动因，我们不能人为制造城镇化，要让市场来起更大的作用，而非政府。”王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靠市场去发展的。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我在北京做生意的成本太高，我自然会去寻找别的城市。中国现在是按照行政建制来分配资源，我们应该把这些机会通过市场来分配，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王丰以北京为例：“我们的首都集中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高的科研水平，它就好像把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底特律和波士顿都集中到一起，这些资源分配并不是尊重市场来发展的结果。”

  “人口的流动方向和个人发展机会息息相关。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政策上没有倾斜，这些做生意的人自然会根据市场形势去判断住到哪里、到哪里挣钱。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或减弱这种区域差别对待，剩下的就完全交给市场。”王丰说。

  博易集团总裁黄圣博：

  观光医疗产业是农村城镇化最好的发展模式

  影响21世纪人类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以美国为主的互联网设计的进步，第二件是中国的城镇化。对于城镇化，很多人认为房地产开发商机会又来了，城镇化可以带领中国房地产30~50年的发展，这是对城镇化的误解。目前很多地方所谓的鬼城、死城，盖了很多房子，但没有人去。城镇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跟产业相结合，没有产业，就没有城镇化的发展。比如观光医疗产业，因为有服务业下乡的经营理念，所以它就能够成为农村城镇化最好的一个发展模式。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接待国，观光医疗产业有着旅游结合医疗的创新模式，它将给中国三四线城镇带来新的机遇，并将带动医疗养生、酒店百货、旅游度假、生物技术、文化创意、地产开发等多个产业领域，引领产业布局在沿海与内陆城市之间重新调整，以承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人口转移并缔造高端人才社区的城镇化模型。目前，还很少有产业像观光医疗产业这样具有如此综合性经济动能和广泛性的社会功能，承载着多种多样的社会责任。

  深圳金盈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嘉林：

  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学习金融知识

  美国在2005年中产阶级占比超过80%，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比只有15%还不到，我们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就是老百姓怎么富裕起来。财商教育在中国是非常空白的，甚至中国的企业家他们只知道赚钱却不知道怎么去理财。其实理财跟赚钱是两回事，财富里边现金流它不是钱，信用是财富，杠杆是财富，买资产的标准是财富，做好投资组合更是财富，做好风险控制也是财富。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学习金融知识。基金公司能够启动老百姓的财商观念，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扭转，要金融做得好，教育就是根基。

  盛世中原国际家居产业园董事长李忠新：

  传统产业利于解决城镇化问题

  传统产业对推动城乡一体化、解决城镇化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家居产业是传统产业，但也是常青产业。它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对二产带动三产的循环经济模式，有很强的新引擎作用。

  同时，传统产业对区位优势有非常明显的要求，主要的瓶颈是物流问题——我们是从广东转移到河南开封的家居产业园，开封是公路、铁路的交通枢纽，河南还是个人口大省，有劳动力资源等优势。

  开封处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又紧邻着航空港，区位优势相当明显，夕发朝至的产品可以辐射到全球十分之一的市场，解决了家居产业一系列传统留下的问题，对家居产业推动城镇化进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明显的作用。

  北京财富世纪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晨亮：

  城镇化应该有民营资本盘活市场

  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打比方，城镇化是一部汽车，金融就是燃油；城镇化是一艘航船，金融就是水。

  回忆经济起飞时的一些特点，我们就会发现金融其实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前的中国，在福利分房状态下，金融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在国家的政策允许后，个人拿了未来10年、20年的钱，投放到市场上……现在是不是仍然可以用这种办法激活新一轮城镇化的市场？还要冷静地进行分析。

  其实从城镇化来讲，农村金融从1974年银行在农村设立网点时才开始进入，这个起步是晚的，而且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农业产品和农业资产无法量化到资本，因为这里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流转的问题。如果没有合理化的制度，盲目进行土地流转，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土地不能流转的话，整个农村这盘棋就盘不活。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徐学阳：

  农垦工业化、农场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黑龙江农垦的城镇化是一种自觉的探索，我们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脱胎而来的组织，是屯垦戍边的产物。其中90万种地的人，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产业工人 ，是有着城镇户口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不一样。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我们要建设一个适宜职工生存的城镇体系。

  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需要城镇的载体，尤其是以粮食流通为主的物流产业发展更需要这样一个载体的承载。因此，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黑龙江垦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特点的 100多个美丽的小城镇，虽然不大，但非常有特点、适宜人居。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农垦工业化、农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