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马庆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处长、博士
秦 兵：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律师
张建国：浙江省江苏商会常务会长，浙江绍兴大有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世文：山西盂县司法局纪检书记
袁  军：山西天海汇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洪云：北京市中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义鸿：城市化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主编，城市化网总裁

     5月18日任志强的“胸罩暴利论”一出，立即激起千层浪,并招致诸多反对声。到底什么是暴利？暴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暴利是否会终结？……围绕着暴利引发的热点问题，6月5日，主题为“暴利”的城市化茶话活动在住建部举行。来自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畅所欲言，从制度、权利、市场、信仰等多方面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问题一  从任志强的“暴利论”，以及大家对于暴利的反应强烈，是否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加速前行有关？欧美城市化进程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秦兵：对于暴利，我是这么看的。我们小时候买冰棍，冰棍进价五毛钱一支，卖的时候一块五，有70%的利润，可能比房地产的利润还要高，但这是暴利吗？实际上，你会发现卖冰棍的人赚不到多少钱，虽然利润比率很高，但是总额很低，而且赚到的利润在社会消费品中占的比例非常小。利润比率高，但总额低，我认为这样就不能算暴利。
那么，什么是暴利呢？我觉得，暴利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相对于普通商品来说利润比率较高。
    第二，利润总额大。因为比率高，总额较大。当商品的价值、价格很高的时候，它所得到的利润就是巨大的数字。比如房子，单价非常高，远远高出普通人正常年收入的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在适当的利润比率上，在很高的价格基础上，利润总额就很高。
    第三，没有充分的竞争。如果利润很高，但是能充分竞争，高利润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竞争本身会让价格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市场价格，这样利润总额就降下来了。只有在利润很高、竞争又不充分的时候，大家对此才会产生暴利的感觉。普通人通过正常途径达不到的时候，一定存在垄断，竞争不充分。目前我认为我们的房地产就存在竞争不充分。
    第四，消费产品具有必需性。比如，我觉得冰棍没有必需性，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但房子不一样，价格高，利润率高，竞争又不充分，还具有消费必需性。作为消费者，明知利润很高，还必须买。这就在暴利的基础上产生更高的利润。
    第五，承担责任小。如果单纯按照前面四个条件，那么美国的保险公司几乎都是暴利，几乎不需要付出，打个电话就可以销售保险。而消费者这一年只要不出险，那么钱就算白交了，保险公司则不需要付出一分本钱。但是投保人一旦出险，保险公司的责任就非常巨大。在美国，交通事故只要出险，投保人什么都不用管，保险公司帮你修车、赔车、赔付对方的钱，处理这方面引发的所有事情，甚至你只要出险，你家里孩子上学所有的损失他们都承担。
    但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利润比率高，利润总额大，竞争不充分，又是强制消费品，还有一点就是责任很小。例如，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看到的情况，一旦开发商给业主造成了损失，开发商赔给业主的钱非常少非常少。

    马庆斌：现在中国人存在一种焦虑感和紧张感，所以大家特别喜欢漫无目标性的攻击。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真正的问题都被掩盖了。比如暴利，首先我认为暴利本身有良性、恶性之分，但是我们抨击的暴利，实际上被直接假定成了恶性暴利。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种良性的高利润。而且，如果没有良性“暴利”，人类社会根本无法进步和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人们过着悠闲的生活，很多小镇、咖啡屋，只要中国人一去，七八个人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营业额。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悠闲？从《国富论》可以看到，清朝就有人专门研究过，欧美很多的产业工人可以悠闲地蹲在家门口等着生意上门来找他，比如修房子。但中国不是，中国在疯狂地忙碌，好像每个人都在忙碌，大家吃不饱饭，所以这里存在问题，而并不在于利润的高低。这是分配以及制度和体系存在的问题。最近，李克强总理谈到中国今年经济升级版的时候就谈到，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那么中国体系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每个人都过得很紧张，都需要找宣泄口。现在很多人在街上没有目的地拿刀砍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砍。这个时候你发现是体系文化出现问题了。我认为大家也无需争论暴利的好坏，它肯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只要搞市场，就要允许有“暴利”，当然我指的是大家靠竞争追逐的良性暴利。
    中国应该鼓励大家追求良性暴利。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拿的工资还不如捏脚工、洗脚工？其实咱们国家很多人在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富二代”、“富三代”，尤其在“官二代”身上出现的问题就是暴利现象。在已有的、打造好的家庭关系，坐吃山空，这实际上是真正的暴利。“富一代”不是暴利，他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靠着智慧成功。有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为什么日本银行追着给一个赔了两三个亿的人贷款？银行认为，他既然能赔两个亿，也有能力再赚几个亿。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刚从新疆回来，一个温州人跟我说，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在新疆呆着，嫌气候不好、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晚上还经常停水停电。当地人喜欢穿麻布，但当地的麻布不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都没有去做。有三个温州人看到了，他们从欧洲引进麻布，打造了欧洲市场，虽然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要很清苦地待在那里。我认为他们完全可以追求所谓的高利润。我们现在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人上完大学了，北大毕业的去养猪了，为啥？找不到好工作就养猪。但他没有想到，像比尔·盖茨一样，工作其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做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比尔·盖茨能引领全世界的发展，能做出新的操作系统。而中国人在骨子里面是挺会享受的，包括我们北方人，缺乏那种精神。
    我们不能否定利润，同时也应该考虑以下问题，即“富二代”、“富三代”的问题，鄂尔多斯的问题，温州跑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于，当第一桶金有了，我称第一阶段为良性的暴利，第二阶段开始变质，变成恶性的。后代们躺着赚钱、挥霍，这样下去，最后会出大问题的。现在美国人、西方人都在预测中国的下一步走向。如果崩溃，会崩溃在哪里？他们的结论是，可能就崩溃在第几代人身上。因为他们没有创新力，没有创造力，坐吃山空，这才是最大的风险。下阶段，中国积累财富，但后代没有能力管理财富、扩大财富，没有把良性的暴利继续下去。
    如果咱们国家能有这么一个氛围，赚了钱之后，再去发明创造，抢占世界产业最高端，既能够改造自己的生活，还能够改造周边很多人的生活，这个国家才有实力。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暴利，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良性的暴利环境，在于取得了暴利以后，能不能抢占别的国家的利润，而不是只会鱼肉国民。中国可能下一步要改变的是鱼肉和被鱼肉的关系和氛围。我希望中国能建立起让企业家安心发展的环境。
    对于房地产暴利，我觉得并不可怕，包括所谓的衣服、胸罩的暴利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人在暴利的时候没有道义感，比如食品问题、药品问题、还有农民问题。《制度的革命》里有段话说得特别好，任何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做坏事的人感到恐怖，而不是让被做坏事的人、受欺负的人感到恐怖。最近几年，房地产的竞争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北京，当然也有跑路的，但毕竟，它没有昧着心去坑害你。可是，像食品问题，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民间的大范围里。我觉得，中国最可怕的不在于面上的“暴利”，而在于污染。比如在四川一个养猪的村子，猪尿、粪便都被填埋在一个大坑里，最后把地下水污染了。现在很多的地方，污染很严重，这是拿着后代人的幸福换取现在。另外，现在癌症村越来越多，一个村2000多人，死于癌症的就有100多。还有就是光伏问题，通过政府补贴，把所有的生物能源、太阳能源卖给欧洲，把污染留给自己，贫穷留给自己，痛苦留给自己。如果中国这么下去，2030年可能真的要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因为有钱人都跑到外国去了，这里可能将上演现实版的生化危机。所以这个路子有问题。
    在这里，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在最关键的未来五到十年间把路子扳正。

    张建国：做生意肯定要追求利润，但是我们要鉴别它是暴利还是正常利润，我觉得秦律师讲得很好，利润比率高、总额低的小商品不叫暴利。但其实利润比率比较低、总额高的，投资也高。大体来说，房地产项目，每个地方拿地的价格不一样，所以，要从地价、土建成本、资金成本、销售成本等方面综合分析，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利润是不高的，那么它不是暴利。当然局部区域，绝对存在暴利房产。
    在欧洲，政策使价格稳定，人们不需要追求暴利，欧洲人做生意踏踏实实的。我经常去德国，在法兰克福的豪华商城看到的一块手表，它的价格和我到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小镇上的小商铺的价格一模一样，连小数点后几分都一样。欧洲的政策使他们不需要去追求暴利，因为当收入低于生活水平时就会有补助，小孩读书不要钱，看病养老不要钱。他们不像中国人，中国人没办法，现在不存钱，老了、生病了怎么办？因此必须追求利润。

    蔡义鸿：从城市化的角度来说，欧美在处于和中国同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动荡，从马克思讲到的情况看，可能比中国还激烈，欧美人都是玩命地加班加点干活，出现很多灾难性事件，当然也存在“暴利”，宁愿把牛奶倒进海里面，也不给老百姓喝。中国现在出现的恶性事件，例如假奶粉，比牛奶倒掉要恶劣，却属于人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会出现暴利？刚才大家也谈到房地产价格、土地价格这些问题，包括出租汽车的行业垄断、制度上的政策性，以及和政府权利一起造成一种利润的转移，使利润成本增加了。百姓们会说暴利，任志强们会说暴利，我们的企业家们其实也很难受、很痛苦。
    我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银行卡，并且卡与卡都不能通用，为什么？因为要垄断客户资源。 最典型的就是牡丹卡，工商银行，为什么成为世界最有钱的银行？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汽车违章，每个新司机在刚开车的前两年肯定有多次的违章，这么多的人在开车，每个人又都是从新司机过来的，一不小心可能就是200元的罚款，但这些罚款都被指定在中国工商银行交。凭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权力和暴利，工商银行就是暴利。这是制度设置、行业垄断给它的暴利。即便我们有行业组织，但它不是纯洁的行业组织，它属于那种带有政府性质职能的行业组织。我想，暴利与我们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有关，很多行业游戏规则不完善，造成了我们每个人都逐利。

问题二  哪些行业存在暴利？

    秦兵：对于任志强说到的胸罩，利润总额不高，而且竞争非常充分，我认为它不属于暴利行业，还有类似的眼镜行业也不算暴利行业。唯一存在暴利的就是房地产。很多房地产巨头在进行不充分的内部垄断。北京的房地产企业符合我说的五个特征的，绝对是暴利行业。但对于北京出租车涨价，我觉得前面四项都符合，唯有后面一项不符合，就是责任。出租车司机的责任很大，出一点事，都要扣罚单、扣工资，相对来说，他们责任重大。真正暴利的就是开发商，这主要体现在北京。所以，像眼镜、胸罩等存在暴利，我觉得不成立，其它的暴利几乎都不成立，唯有开发商，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符合前面四个条件，利润率比较高，消费强制性，竞争不充分，而且符合第五个条件，一旦出事所负的责任很小。比如，一旦楼盘出现事故，像电梯故障，如果打官司，消费者要是打赢了，最后败诉的是谁呢？是这个项目公司，等消费者打赢了，两三年的诉讼完了，这个项目公司也基本解散了，不可能再找到。如果房地产利润很高，却肩负重大责任的话，我们是可以忍受它的暴利的。大家之所以对开发商有这么多意见，就是因为它利润高，责任小，在中国，属于把所有好事占尽的行业，因此大家有这种暴利的感受。

    袁军：对于房地产行业是不是暴利，我觉得要分地域看。我在县里做房地产，不太了解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但是，从建设造价的角度看，北京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成本都差不多，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但主要是地域差异造成市场需求的差异。拿我们当地来说，现在的房价比较正常，因为人口有限，只有十来万人口，需求收支比较平衡，房价高不到哪去，造价加上土地成本，每平米三千多块钱，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客观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价格还有点偏低。所以，我认为北京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是不同的。

    张建国：在商言商，如何去鉴别它是暴利还是正常利润，这要看时机。我要是抓住机会了，我就赚利润，但不能都说是暴利的。
    纺织行业确实有暴利的，所谓的暴利就是高于一般行业的回报率。可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它先期的开发和投入，当然第一桶金往往是赚得比较多的。像我，每个季度都要派人到韩国和欧洲一两次，采购新型的面料、花型，回来以后自己开发，研制。别人生产的话，生产成本可能是15块钱一米，能卖出去18块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卖一定要卖到38块，人家都说我们公司是暴利，但他们没有想到，我先期的投入是多少，我花的心血是多少，成本是多少，我们往往打30组的花样，最后只有一组是市场认可的，那么，这一组的市场价格当然要把30种花样的本钱放进去，否则就亏了。所以，鉴定暴利要把很多现实的东西放进去衡量。
另外，白酒肯定是暴利行业，不是指经销商，而是指制造商。中国是一个酒文化浓郁的国家，人们在相互走动的时候，往往送酒，包括高档的白酒，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利润也一直存在。现在去打击它，我觉得很对，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奢侈品。

    李洪云：市场允许有暴利行为，因为暴利可能会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暴利”行业看是什么产品，是不是必需消费品？比如说胸罩，我可以选择没有暴利的，不是所有的胸罩都有暴利。对消费者来说，更关注的不是有没有暴利，而是它的价格。比如说，它再有暴利，只卖几十块钱，我可能也会选择它；如果它运用了高科技，价格非常贵，卖到几千块钱，即便没有暴利，我也不会选择它。所以我们允许有暴利的行业，但更关注价格。像胸罩、眼镜、纺织品或者是其它行业与房地产不一样，刚才袁总说他们那儿房子很便宜，几千块钱一平米，可是，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不可能到那个地方买房子。所以说，房地产行业，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它是不是暴利，不是它是不是暴利的问题，而是价格太高了，如果2000块钱一平米，即便有暴利，大家也不会埋怨。

问题三  为什么房地产被认为是暴利行业？

    马庆斌：改革的本意是想让房地产市场化，但现在却造成：以前买不到房子，现在买不起房子。以前是没有关系拿不到票，现在是没有能力挣不到钱。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就是把房地产的属性搞错了。比如说，国家搞保障性住房，房地产商也从中拿出一部分，原来还出台过70、90的政策，本来挺好的想法，但后来都出了问题。我曾经建议，中国应该搞双轨制，政府把弱势群体保障起来，收入高的市场化。现在，为什么一般人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本身具有奢侈品的特性，所以，大明星都喜欢买豪宅。奢侈品的价值就在于我买得起，我玩得起，愿意买“被暴利”，否则没面子。人都有虐待和受虐倾向，不买最好的，就买最贵的，存在炫耀心理，包括住房也是这样。然而，当住房被奢侈化以后，政府缺位了，保障房没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保障。

    张建国：早就应该实行双轨制，但保障房要在先，开发市场要在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是这样的，中国政府想学国外，市场化想学香港，香港是把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完全保障好了以后，再把有需求的，像明星想买别墅、想买高档住房的市场化。中国想学习它们，但是先市场化，掉过头来看不对，真正买房的人，有几套或几十套的人很多，真正需要房的人半套也买不起，又改变方向，回过头来开发经济适用房、保障房。由于政策的原因，很多需要保障房的人没有拿到指标，很多不符合保障房要求的又拿到了，所以说，房地产的发展跟它的暴利形成，归根到底还是和制度有关。另外，房地产真正的暴利怎么造成的，不仅仅涉及房地产商个人，还涉及政府、官员。再有，很多房企是国企、央企，他们控制很多好的土地，拿的土地又是最低价格的。如果真正公开公平的竞争，房地产是不存在暴利的。

    姜世文：说房地产属于暴利行业，主要在于价格高，让老百姓产生了暴利的感觉。要说暴利，我觉得它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地价是暴利的一部分，最近新地王又出现了，当新地王再次出现的时候，难道房价会下跌吗？不会的。老百姓总是说房价高，怪房地产老板，但地价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从我们当地来看，房地产销售趋缓，可是价格不跌，为什么？因为利润空间并不是暴利。拿胸罩跟房地产谈暴利是调侃，刚才秦律师说的很好，总额很小，不在同一层面，不能相比。

    马庆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背后捆绑了很多福利，尤其是一线城市。像北京的学区房10万元一平米，还都是破旧的房子，根本没法住，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学籍，价格不停地上涨。中国有13亿人，百分之一的有钱人到北京，北京都很难装得下。正常来讲，有钱人往里进，没钱人往外退，但现在穷人退不出去，被逼在这买高价房，可是又买不了。那么，住不起就住便宜点的房子，但现在很多东西都与权、利捆绑在一起，所以我建议，高端房产不用限价，应该收税，中低端的应该限价。

    问题四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称“一套房把三辈子的收入都掏进去了”，任志强反驳胸罩比房地产暴利得多。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别的行业是“暴利”，自己的行业却不是？

    秦兵：在社会经济学上，有种心理叫受害人心理，受害人心理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天然地想像为受害人。为什么所有行业都觉得别的行业是高利润？自己这个行业虽然一年也赚了百八万，但是非常辛苦，那个行业一算营业额8000万元，估计他赚了4000万元，实际上你要认真去干，它可能只赚到200万元。我们国家没有独立的行业协会，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统计，没有知情权的保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自然地把自己定义为受害人。人人都有受害人心理，只有当你有受害人心理的时候，你才能想出N多的办法来逃避这个困境，最后发展起来，这是人性。我们从动物发展过来，就是不断地有忧虑。比如，做梦老从树上掉下来，奔跑的时候总绊倒，就是因为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必须经常假设自己是受害者，才能逃离困境，才能发展起来，最后这个心理就演变成现实社会。当数据不透明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其他人都是暴利，只有你自己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实际上，许多小微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生存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张建国：我很同意这个观点。目前，中国的小微企业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规模企业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绝大部分的投资是小微企业，但非常难生存。中国企业一般规模从几百万元到五千万元以内的很多，现在企业的危机感是信任危机。企业对银行不信任，银行对企业不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又相互不信任。另外，各级政府都在招商引资，他们对小型企业不信任，希望来个项目投资在十亿元、二十亿元的，由于微小型企业相互之间不信任，又不能抱团，不能集体去投资，所以做不大。

    马庆斌：鲍贝尔写过一本书，叫做《集体行动逻辑》，其中讲到，为什么弱者集中不起来，就像刚才张总说的，相互之间不信任。包括这次温州出问题，我认为对温州杀伤力最大的不是经济，是温州文化。因为温州人以前相互借钱，不需要打借条，但现在估计很难了，信任感没有了。

   问题五  中国的暴利何时走到终结？从任志强的“胸罩暴利论”、白酒暴利、眼镜暴利、出租车暴利等等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报道，是否意味着暴利即将终结？

    秦兵：首先，依靠“市场之手”是个好办法，让“市场之手”去发现价格。中国的建筑市场竞争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化，关键在于土地，中国的土地没有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必须要有多个经营者。第二，多个经营者竞价，才能共同发现一个合适的价格。中国的土地没有多个经营者，就一个，政府，缺少市场发现价格的机制，完全是政府定价，而且政府垄断、拍卖，最后总是出现最高价。在正常的采购中，我们都是买最低价，唯有在土地交易中我们是逆向选择。所以，我们只能找到最高价，找不到最低价。这个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一定是“暴利”的，只不过获益方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政府，但是无论如何，消费者都是受害方。
    怎样终结暴利，很简单，让土地自由流转。全世界有物权法的国家，土地都是自由流转的，只有我们国家有物权法，而土地不许流转，所以这就是逆市场而行动，最后中国梦一定是在这里走不成。当我们选择的不是市场最低价，而是市场最高价的时候，这个市场一定会出事，不利于我们中国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要想终结暴利，要想把中国梦持续地做下去，而且大家一块来做的话，一定要先让土地流转自由化。任何问题在党的领导下都能解决，没有党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建国：暴利怎么终结，是否即将终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暴利”有良性的，有恶性的，我们尽量少一点恶性的暴利，要有良知，不能连食品、药品都去做假。第二，暴利由许多原因造成，暴利永远会产生，因为在利润上面一定要追求，只不过是放在这一块里，还是另一块里去得到的问题。所以，良性的暴利还是会生存下去。每个行业不一样，有的企业做得很辛苦，可以多赚一点，有的不辛苦，可以少赚一点，不要认为多赚了就是暴利，多赚的钱一定有付 出背后的努力和辛勤，所以不一定要终结暴利。
    拿出租车来说，我认为出租司机很苦，没有赚到多少钱，怎么是暴利呢？对于北京的出租司机来说，我认为一个月就只有五千块钱，可能还不到，但他们往往从早晨就开始开车，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很辛苦。我们也都会开车，没有几个人会受得了。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提高待遇。现在，物价一直在涨，大家要适当地平衡一下，综合地考虑行业的工资到底是高还是低，我没去算过，但在北京如果月收入连5000元都不到，我认为是很低的。在国外有最低收入保护点，在欧洲，1500欧元收入以下的家庭，孩子是有补助的，一个家庭补助500欧元。不久前，也们出了新的法规，法国政府也没钱，1500欧元以下的不给了，要月收入在1000欧元以下的才补助，这说明政府也没钱。国内没有补助，如果工资太低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有困难。

    李洪云：我同意张总的观点，暴利不可能终结，而且我觉得良性的暴利是允许存在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多赚点利润，像马博士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不是暴利的问题了，它已经超出了一个经营者的职业道德，甚至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就是违法犯罪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企业、有些行业是允许有暴利行为的，随着市场的调节和政府制度的改革，暴利行为会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外的行业，暴利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持续存在，否则社会没法往前发展。但我认为，房地产行业还是要政府来控制，一方面是控制它的成本，一方面控制它的暴利行为。

    姜世文：我认为暴利本身不会终结，因为它存在于各行各业的高端产品中，奢侈品真正的消费群体是贵族阶层，这个暴利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不暴利白不暴利，你也赚钱，他也高兴，这是它存在的必要性。此外，还存在一个“被暴利”的现象，就是大众产品，像房地产，我们都离不开住房，但它价格高，人们就感觉很暴利，这个暴利的减小要经过很长的阶段。中国经济现在是靠三驾马车拉动，制造业、消费和房地产。制造业在转型，消费拉动也不是很有力，现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有个剪羊毛理论，让羊毛长起来，然后剪掉，什么时候房价最便宜？当羊毛剪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房地产的价格就下去了。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让它快速降下去，国家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并不是控制不涨，而是让它合理地涨，涨到一定程度降下去，那个时候必须是中国制造业转型成功了，老百姓消费提升到一定程度了，房地产的作用就可以减小了，只是这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阶段。

    马庆斌：我认为“暴利”无止境，不会终结，但关键在于怎么让暴利更有尊严，惠及更多人。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讲，关键是利润要有可持续性，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以前大家总是以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现在发现光靠勤劳不行了，像光伏行业，欧洲总是对我们实行反倾销，欧洲人不让我们这么干，所以不在于赚了一千万元还是一个亿，而在于投入的多少，并且这种投入是以健康为代价、以生命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还有，像IPHONE，美国人逍遥自在地勾勾画画出来的一个设计，中国就要几千万人在富士康给他卖命地干，你说IPHONE是暴利吗？但是大部分人为了暴利在干。所以，中国人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暴利的可持续性，还有让暴利更有尊严，就是更轻松一些。美国其实也是暴利，但他们效率高，很短的时间就赚到了钱，而且人家买的东西还便宜。。
    在看待暴利问题的时候，包括对未来的发展，我认为房地产是特别有生命力的，这不仅在我们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像美国经济复苏就先看到房地产行业的复苏。按照马斯洛理论，中国人现在住的方面是逐步解决了，但是住得不舒服，户型太小、好房子不多。未来，房地产行业有再次暴利化、再利润化的过程。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目的就是一个——利润最大化，当然还要让它可持续，还要安全。

    蔡义鸿：随着竞争的市场化、制度的健全、中国公众的关注度提高、信息更透明、平等对称，我想暴利会慢慢减少，特别在传统行业，可能会终结。但对于一些创新行业，我认为是永远存在的，赚大钱的永远是创新。比如说现在生物技术、3D打印，在技术创新领域不断会产生一些新的暴利。在传统行业，像纺织行业，我认为张总在传统行业里面肯定没暴利，但白酒行业为什么有暴利，就是勾兑的时候搞一些不法手段。我同意李律师刚才讲的观点，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利润的不是暴利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暴利，我们不鼓励，但我们鼓励创新，创新就会制造暴利，这就是良性的暴利。但是对恶性暴利，通过公众监督、法律制度、让我们的社会更加透明化等措施，加强管理和制裁。当整个社会民族都有良知、有信仰的时候，市场规则又公平的时候，市场化很活跃的时候，暴利其实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