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体内的重金属来自哪里？超标是否一定就对身体有害？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是否还能种粮？从对镉大米的解析中，我们或可找到答案——
 
　　日前，我国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的消息登上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这让不久前发生的镉大米事件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人们体内的重金属来自哪里？超标是否一定就对身体有害？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是否还能种粮？从对镉大米的解析中，我们或可找到答案。
 
　　重金属不光来自工业排放
 
　　此前广东省公布的25批次镉大米中，14批次来自湖南，4批次来自江西，2批次来自广西，5批次来自广东。四地镉大米的出现频率与其工业废水中镉的排放量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湖南工业废水中镉的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达43.29%，江西为14.28%，广西为12.37%，广东为5.51%，四省占据了全国镉排放量前五位中的四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范小杉指出，以湖南、广西、江西为核心，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省区，是我国工业废水镉排放最为集中的区域，并呈现向湖北、福建扩散蔓延的态势。而在这其中，湖南一直是全国最大的镉排放地，甚至所占比重还在不断上升。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罪责都归于工业排放。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看来，镉大米的产生，除了人为的工业排放不达标因素外，客观上，湘江流域作为有名的有色金属矿产地，土壤中本身镉含量就高。他认为，该地区土壤为红壤，是酸性土壤，镉在酸性土壤中更容易被吸附。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是种植物的品种。“湘江流域种的是籼稻，籼稻本身容易富集镉等重金属。”他说。
 
　　比标准更关键的是摄入量
 
　　我国《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大米中的镉含量每公斤不能超过0.2毫克，而国际标准是0.4毫克。湖南14批次不合格镉大米中，有7批次镉含量在0.2到0.4毫克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镉大米虽不符合国内标准，但若进入国际市场，是完全合格的。”罗云波认为，国家对大米的镉限量标准定得有些过严。
 
　　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曾公开表示，标准不一样是因为饮食结构不一样。大米是我国居民主食，标准定得越严，越有利于控制镉的摄入。
 
　　那0.2到0.4毫克之间的轻微超标，到底有多大危害？
 
　　罗云波认为，不能简单认为吃了镉大米就会对身体产生危害，而要看吃了多少大米，摄入了多少镉。“一味认为吃了镉含量超过0.2毫克标准的大米会对身体有害，是不科学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直属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曾基于长期摄入镉引起的肾功能损害风险，制定了一个关于镉的安全标准，规定人体每月耐受摄入量为25微克/公斤体重。
 
　　这意味着，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40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15毫克的合格大米，实际每月镉摄入量为30微克/公斤体重，超过了安全标准；如果每天只吃15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3毫克的“不合格”大米，虽然镉含量超标，但每月镉摄入量为22.5微克/公斤体重，反而是安全的。
 
　　可见，超标不一定有害，不超标不一定就安全，关键不在于标准的高低，而在于摄入量的多少。
 
　　“就算大米中的镉超标，如果不长期吃、吃得不多，身体一样是安全的。”罗云波说，“为了减少健康风险，我们应该丰富自己的膳食结构。”

    农田重金属污染是可控的
 
　　湖南素以湘江和“有色金属之乡”闻名，但重金属污染使这两张名片抹上了污渍。2009年，湖南浏阳市爆发恶性镉污染事件；2011年，湖南嘉禾县发现儿童血铅超标……这次抽检出的镉大米，产地也集中在湘江流域。
 
　　面对不堪重金属之累的湘江之地，有人提议将污染的耕地实施休耕或弃耕，甚至改变土地性质，以作其他用途，比如改为工业用地。
 
　　“无论是弃耕还是休耕，都是不可行的，改变土地性质更不可取，”罗云波说，“我国人均耕地本来就少，湖南是产粮大省，如果不种粮，肯定会影响我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他强调，农田重金属污染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在常规的控制污染源排放、建立排放物监测制度的同时，要确保这些耕地的土地性质决不能变，“但可以改变土壤的酸碱度和调整作物栽培品种或种类。”
 
　　罗云波认为，调节耕地上的作物品种或种类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选择。比如“北稻南移”，将北方的粳稻移种过来，或者多种玉米，因为粳稻和玉米都不容易富集重金属。
 
　　此外，他还认为可尝试改良大米品种。通过新品种选育，获得不富集或低富集重金属的新品种。据介绍，日本通过基因技术，将大米中的与镉富集相关的基因敲除，已培育出了不吸收镉的大米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