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名义工资大幅增加，从1995年至201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幅约在13%左右，其中国有单位增幅较快，其次是集体单位，最后是民营企业。

　　工资增长反映了劳动力价格变化，从1995年到2010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幅增长，提高约6个百分点，而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资开始加速上升。到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到2030年人口可能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未来5年—20年内劳动者报酬快速增长的态势或将逆转。由此判断，未来短期内劳动力价格将取决于由劳动力转移所主导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变化。从中长期看，决定劳动者工资的因素可能由“劳动力转移”演变成“人口红利消失”。当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到达峰值后，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速放缓，与之伴随的是工资增长放缓。

　　劳动力成本上升，终端产品和服务价格不一定上涨。劳动力成本向终端价格传导要经过四层过滤：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劳动生产率变化、供给者利润弹性、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在终端产品中劳动力成本占比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慢、供给者和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小，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增加更容易形成物价上涨压力，反之则不然。

　　首先，劳动力成本向终端农产品价格传导有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加快，低端劳动力稀缺将使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由此导致的人工成本上升将使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事实上，农业补贴已成为农民收益的重要来源，可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价格的冲击，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

　　在农产品价格构成中，物流费用高，若降低物流成本，则可大大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11月中旬停止征收鲜活农产品高速公路收费等措施对抑制农产品价格立竿见影，也验证了这一点。

　　其次，劳动生产率提高抵消制造业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工人名义工资也在大幅提高。从2000年到2009年，制造业人均平均工资由8750元增长至26810元，涨幅超过200%，年均增速13.2%。但若考虑上劳动生产率进步，仅有1.9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成本涨幅向终端传导。

　　从企业利润看，近年来工业企业利润并没有显著下滑，平均利润增速保持在30%以上，这表明工业企业工资上涨尚未侵蚀企业利润，企业更多增加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劳动成本上涨的影响。

　　虽然整体上工业企业利润下滑不明显，但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对于劳动密集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私营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利润微薄，其传统竞争优势最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低廉劳动力基础上，目前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劳动力成本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其利润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此类加工企业影响不容小觑。

　　我国对外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随着整体人口素质提升以及“倒逼”产业升级，出口产品的品质和结构将更上一个台阶，这将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议价能力，由此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更多地是因为产品拥有更多科技含量，而不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传导的结果。实际上，在产能供给充足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部分更多地是在传导链中被企业消化吸收。产业升级也意味着，过去依靠压低要素价格补贴全球的模式将会逐渐消失。

　　再次，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涨更容易向终端价格传导。服务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慢。在结构上，随着低端劳动力新增供给减少，低端服务业将首先表现出价格抬升的趋势。从全球视角看，愈是发达经济体，服务价格愈高，人工成本愈昂贵，这也预示我国服务价格重估或将步入快车道。

　　总体看，按照劳动力成本上涨对终端产品影响程度大小排序，农业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工业。未来，随工资增长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

　　本世纪头十年我国共经历三轮通胀周期。由于煤电油运等要素资源价格尚未完全放开，拉升通胀最主要的还是食品价格上涨。

　　在农产品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高。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应是大势所趋，这也是投机资金热衷炒作农产品的根源。在具体形式上会表现出农产品“此起彼伏”式交替涨价，影响整体物价水平。

　　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对通胀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农产品涨价表现出来，而服务、工业品价格中劳动力成本涨价因素对通胀影响较小，主要原因还在于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

　　劳动力要素市场供求变化决定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一定时期内会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但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报酬增加，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由外需向内需的切换。

　　收入增加将成为我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消费中心转变的契机。未来在较长时间内劳动报酬仍将继续快速增长，若不解决消费问题，储蓄仍将继续增加，投资旺盛导致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最后不可避免走向破灭；但另一方面，扩大消费的时机和条件也将日益成熟，未来应通过完善土地财产税保护、政府考评、财税等多方面的管理体制，真正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