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会随着工农业生产而流动、转移，不能等污染大面积扩散后才来治理。治理重金属污染，关键在于堵住污染源头，让污染企业切实承担治污责任

　　据近期相关调查，广东查出的30余批次镉超标大米，主要产自湖南、江西、广东等地。这些问题大米产区，大多对外宣称当地的水源、土壤、空气都不存在重金属污染。既然没污染，为什么会有镉超标？人们还是质疑。

　　其实，无论当地有无污染，只要周边或更远的地区存在重金属污染源，就有可能出现镉米或别的被污染粮食产品。此类污染会随着工农业生产而流动、转移，具有明显的流域性和扩散性。

　　以湘江流域为例，在其上游地区，锰、铅、锌等矿产资源开发已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当地临江而建的采矿企业，洗矿时使用大量江水并随意排放；冶炼企业直排、偷排生产废水，导致湘江处于枯水期时，重金属含量往往超标，江底至今沉积了几百吨重金属残留物。当江水泛滥时，沿岸土壤会被污染；当引水灌溉时，或近或远的地方也会被污染。而在一些并非沿江的矿区，则会导致地下水被污染，当人们抽取井水灌溉农田时，土壤会被污染……

　　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作物和畜禽，除了自身会累积污染物外，实际上也在“人工流转”污染物。比如，在广东的一些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冶炼中心附近，由于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并不适宜发展种养业。一些外来农民以便宜的租金租用，种植水稻、养殖猪鸡等，并销往外地。

　　转移污染物、转嫁环境成本的途径多种多样，不胜枚举。如此一来，不知何时，某一地方的农业产业链“躺着也中枪”。深受镉超标大米影响的湖南益阳，由于广东市场拒绝接受湖南大米，导致当地农民不愿赔本种大米，加工企业和经销商普通亏损，纷纷要求当地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帮助处理库存。

　　问题相当棘手，如果协助把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大米转为饲料或其他工业原料，能否消除其中的重金属污染？如果直接购买并加以销毁，来年及今后种植的大米怎么办，要花多大的代价来处理？如果不闻不问，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难题，不是短时间能彻底解决的。

　　人们不禁要问，重金属污染为何会演变至此，为何总要政府和无辜民众埋单？

　　追逐利润的企业和资本，天生不是环保倡导者，需要强制其治理污染，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责任。然而，现实中“谁污染，谁治理”变成了“企业污染，社会埋单”。究其原因，除了利益输送、监管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等不同因素外，也与一些地方“护犊子”不无关系。

　　在涉及大米镉超标事件的某市，一位官员曾私下表示，抓环保、关停并转企业，矿区的十几万从业人员吃什么？还谈得上社会和谐稳定吗？这种说法听起来颇有道理，可是，当镉超标大米无人问津时，当地农民还会种地吗？几百万人吃什么？显然，希望以保污染企业来保GDP，并非真正的保民生、保就业。

　　不能等污染大面积扩散后才来治理，这时局面往往变得难以收拾。治理重金属污染，关键在于堵住污染源头，让污染企业切实承担治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