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战时期，得益于统治者们商人、企业家和地主的社会角色，韩国就在日本的耳濡目染下懵懂地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战后，独立的韩国不仅将原有的发展成果进一步深化，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功能优化层面，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成长起来，首尔的功能渐渐被分担，大都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功能愈加健全。

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景台2008年访华时曾表示，韩国的城市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城市化速度快。1960-1970年间，韩国城市人口以每年5.6％的增长率递增，到1970年底，全国城市化率达到50.2％。到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实现了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据统计，1960-1980年间，全国城市的数量由27个增加到了40个，城市人口达到了2143万，占总人口数的57.3％。仅用了二十余年，韩国就蜕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第二，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聚现象严重。据统计，1980年韩国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的数量为4587人，首尔更是达到了13343人，连大阪和纽约都难以望其项背。大量的劳动力涌入首尔，为其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慢慢改变着当地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

首先，当地的产业类型发生了变化，轻工业受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刺激得到很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其次，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青睐女工，全国的男女比例平均值一度达到99.2∶100；第三，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凸显；第四，文化融合造就意识形态变化，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升级。

“首尔效应”

2000年来首尔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首府，这是首尔多年来扮演的历史角色。然而，中央集权的统治史并不是首尔人口膨胀的唯一因素。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施的一些人口政策和经济战略远远超过了历史对首尔的影响。为了配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在首尔建设了两个工业区，一个位于京畿道，一个位于庆尚道，首尔对其他地区人口的拉力初步形成。在此期间，韩国政府的富农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二元经济效应凸显，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对本地区居民产生了推力。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导致大量的农民迁移到了城市，首尔的城市规模再一次被扩大，韩国人口单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当时，大约有1/4的居民居住在首尔及其周边，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集中在大都会地区。

1964年，韩国政府在首尔投资兴建了国内首个出口工业区——九老洞工业区，1967年，另外一个工业区也在首尔正式开工。工业区的兴建吸引了大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入驻。1970年，庆尚北道开始筹建综合钢厂，龟尾市筹建了一个电子工业园区。同年，现代集团在庆尚南道蔚山地区开设了造船公司，之后又在该地成立了一个汽车配件公司。1974年，一个为支持军工行业而规划兴建的机械化工业区在昌原揭牌。

于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区集中在了京畿道，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区集中在了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通勤时间，年轻的女工们蜂拥至京畿道，开始她们一天的工作——制造服装和电子零部件。这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首尔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统计，1985年，首尔的男女比例为86.9∶100，而其他轻工业密集地区的人口比例也呈现这样的趋势，重工业地区则恰恰相反。这种强烈反差表明，对于首尔地区而言，轻工业吸引到的女性要比重工业吸引到的男性数量多，女性移民的总规模大于男性。

20世纪70年代，首尔市第一次出现了自然增长（出生）超过社会增长（移民）的现象，人口反向流动（从首尔流向周边城区）开始。到了80年代，新型城镇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首尔市经历了另外一场结构性的变化，即城市功能再配置。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功能区都集中于首尔市的市中心，是典型的单核城市。由于人口迁移方向的变化，城区面积不断扩展，城市功能也获得了第二次配置的机会，1963年功能区再配置后，多核心的城市架构逐渐形成。

“后城市化时代”的新问题

韩国的城市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情绪激增。前文曾提到，韩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在某些地区创建新型工业区，这导致了大量的工人涌入市区。在为城市化加速的同时，这部分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也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观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主义情绪与日俱增。例如，在1987年的总统选举中，每个地区都只支持本地区的候选人，这种现象在1988年的普选、1989年的大选和1996年的普选中都有所体现。

其次，城市贫民队伍扩大。早在殖民地时期，城市贫民阶层就已存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层的人口数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年，首尔的棚户区数量为8.4万个，之后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棚户的数量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1970年到了18.5万个。一个由首尔自治政府197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贫困人口占全体市民的22％，按照韩国当时的居住权保护法标准计算，有20万人被划为贫困人口。

最后，棚户区清理受阻。有韩国学者曾经上交过规划棚户区的提案。提案指出，城市发展情况的判断不仅要考虑到棚户区的搬迁率，更要考虑棚户区居民搬迁后的居住状况。棚户区居民大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有的是不法商贩，有的靠为他人打零工为生，因此，搬迁意味着很多棚户区居民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丧失了收入来源。在这种背景下，棚户区规划遭到了严厉抵制，1971年8月光州地区的棚户区骚乱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张晓晨根据Hiroshi Hashiya 《韩国与台湾——新兴工业体的城市化探索》、大众科学《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特点与问题》综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