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等问题的呈现，引起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舆论也不断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让农村土地充分流动起来的呼吁。中央在成都和重庆等地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做出的决策，试图为解决这些难题闯出一条新路。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困难，关键在于农民进城不仅是农民个体的人生选择，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社会管理者必然面临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后怎么办的难题。目前围绕户籍制度改革的主争论点也在此。

尽管可认为进城农民得为自身选择负责，但政府无法回避基本的道义责任，该责任不仅是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还得回应多数大众的公正平等诉求，维持社会基本均衡。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聚居在类似于“贫民窟”的局面一旦出现，将意味着社会进入严重的不稳定期，这是执政者不可承受之重。目前不少地方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时，都强调它们要与一般商业住宅打成一片，不能搞成贫民窟，即是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所积蓄的平等诉求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也是执政者在户籍改革问题上颇费踌躇的主要原因。

同样道理，在农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因为考虑到土地是进城农民工的一道基本保障，在尚未找到解决农民进城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相对均衡的生活水平的办法之前，决策者不得不保持基本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不敢实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

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目前农民工群体像候鸟一样往返于故乡与城市，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也长期难以兼顾，这种生活方式的缺陷会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其不可持续性的一面会逐渐显露出来。近来“民工荒”重新出现，农民对于城市务工的生活方式的不足的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户籍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一两难困境。如果沿用彻底的市场化思路，直接放开现有制度约束即可，其实施不可避免会进一步扩大城市的社会差距，造就一批城市贫民，到时候仍然需要政府出手来缩小社会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执政者需承受社会差距过大带来的不稳定风险。如果将社会公正和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政目标，则需要想办法兼顾市场化、城市化的需求和农民进城之后的基本生活权利。

重庆此次不让农民“裸着进城”的改革实验，是试图走出一条有所兼顾的中间道路，意识到农民在进城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需要必要的保障来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市民的重大人生转型，尽量减少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震荡。这需政府之手在户籍制度改革启动之时即强势介入，而不是等到激进的市场化进程已经造成不乐观的社会后果之后，政府才来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