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起全国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关注,如今十年过去了,“大头娃娃”的名字也逐渐远去。然而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绝非只有冰冷的数据,当地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儿经的改变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5月27日《潇湘晨报》)

　　毒奶粉事件的警示意义当然不应轻易否定。正如新闻所描述的,当地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儿经都已发生改变,“去商店买食品主动索要收据或发票”“给孩子买进口奶粉喂养”……实际上,这种改变不限于当地民众,毒奶粉事件后,整个社会的消费观以及对食品安全的警惕,提到空前的高度,不仅人们的育儿经在逐步告别以往粗放的方式,对奶粉的警惕也辐射到其他食品领域,消费成为一种更加理性、审慎的行为。

　　趋于理性、审慎的消费观,无疑会对奶粉产业严格自律形成倒逼,也会对监管者坚强把关责任形成驱动力,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是否已经足够深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埋在了国产奶粉信任阙如的市场环境中。可以说,毒奶粉带来的改变,依旧只是一种消费意义上的变革,而非产业意义的。揆诸现实,在国产奶粉套贴外国品牌、违规添加、纠缠于行业标准等阴影之下,人们正在逐步逃离,在选择羊奶粉、跨境代购等行为中,投出了自己的信任票。国产奶粉的信任寒冬,提示着那场伤害其实并未走远,伤害背后扭曲的商业价值观以及奶粉监管链条的罅隙,足以说明奶粉行业并没有就此得到救赎。

　　实际上,奶粉行业的问题以及人们的应对之举,只是代表性的互动模式之一。现实中,囿于对食品安全草木皆兵的惶恐,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躲避问题食品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与郊区田农对接,寻求绿色专供；或者避而不食；或者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牛奶有问题就自养奶牛,蔬菜有问题就在阳台、房顶自种蔬菜。餐桌自救成为一种新趋势,人们在对食品生产的介入中,获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这种生活方式的重构,本质上与“大头娃娃”受害者家属那种消费观的重构如出一辙,它都代表了食品危机下信任无处安放的焦虑与逃遁。

　　对问题食品的逃离固然可以形成行业性的倒逼,不过这种逃离成本未免过高,而且在一个分工日益紧密的社会环境下,这种逃避本身不太可能,比如很多问题食品是源头性污染的产物,自己养奶牛,不能保证饲料没问题；自己种蔬菜,不能保证土壤无污染。食品安全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世外桃源,完全摆脱工业社会的各种污染或致毒要素。正因如此,对产业自律以及监管责任的反向叩问,才显得如此重要,在食品安全上,人们都没有理由以牺牲自我的改变来换取一种可能的安全。

　　不论如何,被毒奶粉改变的,不该只有消费观,也不该只有一个地区的监管和产业生态。作为一个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公共事件,毒奶粉事件应该促进行业性的彻底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