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调查显示，年轻人的生育观正在发生着某种改变。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则是生孩子与房子之间的关系，67.6％的人认为“经济条件允许”是生育必须具备的条件，然后是“夫妇至少一方有稳定工作”（60.7％）和“有自己的住房”（43.3％）。可见，拥有自己的房子再生孩子的观念正在发生着改变，“经济条件允许”则变得更加重要，而这个“经济条件允许”则充满着各种可能，其中也隐含了年轻人并不一定要在一线大城市发展，一味“超级城市化”的神话开始动摇。

另一项调查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种可能。大学生择业观也正在起变化，该中心的另一调查显示，大学生找工作时，47.9%的人愿意去“省会城市”就业发展；其次才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27.9%的人想去“中小城市”，6.6%的人看好“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

而现实中，珠三角一些经济发达城市近日已经出现了白领返乡潮。很多人认为，这是大城市的虚高房价对年轻人的压迫和挤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有着蚂蚁般的勤劳，但长期蜗居也会令此勤劳中隐含的美好期望一点一滴地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恒产无恒心”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大城市中无恒产始终令这些年轻人没有归属感。如今，他们的择业和生活观念出现了改变，很多人开始愿意回乡发展。

坦率地说，这其实是件好事。中国的各种资源分布都呈现不平衡状态，无论是教育、医疗，某些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图书馆资源，北京上海两地有着亚洲都数一数二的大型图书馆），还是人才，这种不平衡状态又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不发达越是没有人才愿意去。这不仅加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一线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引发了各种问题，比如对就业岗位的白热化争夺，比如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就远不能满足这种城市的急剧膨胀，又比如对下一代的教育资源争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逐渐改变了晚婚晚育的观念，更倾向适婚适育）。

此前，鉴于就业形势的严峻，政府也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们去农村就业（比如当村官），但这毕竟杯水车薪，而且这类职位的数量也有限，大学生当村官的持续性也不确定。但是，现在大学生们愿意去二三线以及中小城市发展则不同，它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大城市病以及就业，更加将一些新鲜的活力带入了二三线以及中小城市那些最需要人才的地方，且数量是极为庞大的。我们不应该对这种现象抱有过分悲观的心态，认为一线城市就此衰落了，或者认为大城市房价得赶紧火箭陨落般的垂直下降以及时把这些大学生留下来。事实上，在日本东京工作的外地年轻人，很多人会做出回乡结婚、继承家业的决定。

城市化的实现不仅是靠政府主导制定各项规划和纲要，更要靠人的因素。中国的省会城市以及很多中小城市，交通道路、市政设施这些硬件部分很多已经完全不比大城市差，房价也低得多（除了个别二线城市），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软件部分（人才）方面，显然不敌大城市。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年轻的大学生不断去这些地方工作与生活，不仅可能自身会获得质量较高的生活水平，也会减缓大城市的压力，更可以带动这些待发展城市。

大城市之所以能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能提供给年轻人一种圈子文化，比如在大城市，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家设施齐备的健身俱乐部，你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营业很晚并有各种书籍提供的咖啡馆，你也可以很便利地参与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赛车、画展和音乐会，等等。但是，这些圈子文化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城市中存在着这么一些特定需求人群，其次才出现这一系列服务与文化的。很难说，以上这些圈子文化都是政府强制性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中小城市可能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一旦有了年轻的大学生们的进入，这些圈子文化的发展必然将会如雨后春笋。

在吸引年轻人方面，小地方也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优势，比如那些回原籍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省会城市或家乡，就有着比在大城市更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语，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研究兴趣，阿罗在其论文中就有阐述，市场需要非市场的关系进行补充，对于企业以及市场来说，个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还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率（Burt）等等。Montgomary甚至发现，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主要在于找工作、提升和大合同提成中，熟人和朋友组成的网络占重要地位。这些年轻人可能在这些对自己来说据有较强社会资本的地方，得到的快乐感以及经济侧效应，要比水泥砖瓦堆砌起来的冰冷大城市多得多。（《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祝乃娟 ）